迄今为止，健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客观“事实”，它“真实”地存在着。尽管对它的评判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其因果谱系及相关性也还需要继续探寻，似乎都不曾离开客观性、对象化的语境。其实，健康并不独立存在于外在的世界，而是带有明显的主观体验色彩，它同与人类属性相关的其他概念一样，都是由人类的生命认知所建构的。

健康的社会建构

很久之前，有哲学气质的医学家就指出，疾病这个概念是人类自己发明的。大自然中，那些比人类低等的物种都不会宣称生病或者需要治疗……判断玉米或者土豆得了枯萎病是人类的洞识。如果人类一心只想培养寄生虫，而不是培育玉米或者土豆，那就不会有所谓的“枯萎病”，它们只在对人类有意义时才会存在——除非人类的意志与意义所至，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所谓的疾病。出于人类中心论的自我利益考量—比如为了收成或者自身的愉悦—人类选择把那些会导致死亡（或者根据某些标准判断为功能丧失）的、在有限的几种生物物种中自然发生的事件称为“患病”。小孩子或者牛会生病，但是，又有谁曾经想象过蜘蛛或者蜥蜴也生病呢？医学行业自古以来就秉持一种特别的价值尺度，它不是广义的应用生物学，而是根据自身社会利益的需要来决定如何应用的生物学。

这是关于医学的社会建构学说的一个早期范本，也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主要流派，它对于健康学说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个理论看来，一切现实都是由人类的认知活动所建构的，无法独立地存在。在这里，它并未否认自然界各种“真实”的存在，即使人类并没有关注它；但是，只有人类的社会活动才赋予它们特别的意义，才构成凝聚着意义的概念、主题与现象，譬如我们今天讨论的健康和疾病。因此，社会主体的活动方式决定着生命主体如何被认知和体验。

这种建构是如何发生的？这是理论思维的一个特定领域。关于健康的理论，主要的影响来自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符号关联（symbolic interactionism）学说，该学说主要源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蜂群（Mead）隐喻，人们可以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美国作家（如布鲁姆（Blumer）、施特劳斯（Strauss）和高夫曼（Goffman））的经典作品中找到灵感。社会存在是由互相关联的个体构成的，其基础是共同认可的符号含义;:人类根据对这些符号的解释和定义构建了其行为、关系和组织结构。因此，健康变成了人们通过交往、交流活动所共同认知的概念，健康成为卫生、医疗体系的目标——即由公众的解释与定义所构成.的群体意识。

构成主义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比较温和的理解是它适用于解读疾病的社会内涵：比如，它适用于建构疾苦（sickness）,或许也适用于建构疾痛（illness）,这里的意义都侧重于心理社会体验，但是不适用于定义疾病（diseases）本身。这一理论的“强纲领”则暗示世界只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之中：意识之外没有客观存在。很显然，这两种观点存在明显的错误，识别起来也很容易。在这两种理论之间，有一种更为狡黠（subtle）的骑墙理论，它主导了医学社会学大约40年的时间（可能在欧洲比在美国更占主导地位）。它提出世界既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是由社会意识构成的。它并不赞成病原体是虚幻的，疾病是不存在的，疼痛是不能用医学术语和个体体验来描述（即使个体间体验不同）的真实存在，或者力图证明用数字或者比率来揭示流行病学的规律是无意义的。

但是，健康、疾病同其他人类体验一样为社会意识所建构；它们的类型与意义是由人类命名、定义和编制的。它们存在的客体性是被“赋予”的——来自上帝，通过物理学定律，通过遗传，或者愿欲（what you will）尽管并非绝对，因为客体也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建构”。但是，疾病和健康，正常或者异常，更多的是社会学意义上构建的分类，是为了对某些状态或者事件进行分类，以及赋予其各自意义。

定义疾病或者异常，与定义生物学事实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取决于文化习俗和在文化上公认的解释规则。比如我们说什么是生病，每个人的解释都不太相同，这与他的生活、行为方式相关，有很大的弹性解读空间。对一个人来说的普通感冒，可能被另一个人说成是流行性感冒。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解读超越了对生病本身（客观性）的理解，包含了体验（心灵）世界的所有背景、过程、经验类别，并受到其洞察力、领悟力和理解力的影响。

这里不得不提及波兰哲学家兼历史学家卢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他的“获取共识”路径解释了公共知识产生和被接受的奥秘，这一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指出，“获取共识”是“思维共同体”内部交流和互动的整体过程。它们是互相交流思想的人们组成的学习社区，是圆心为专家而圆周是普通人的认知共同体。以医学为例，科学家、医生和患者之间思想与体验的交换与流通使得事实得以建立。知识不是简单地由专家发现然后教给大众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互相重叠的认知网络中不断得到验证而最终获得的。

弗莱克在他的《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和发展》一书中以梅毒为例阐述了上述理论，现代医学研究中对于这一理论的响应不乏其人。例如，阿克西(Arkseyl994)在讨论诊断复发性肌肉劳损时，重点关注不同的医生团体的社会和文化“思维轨范”对健康知识的塑造。尼克松和麦克劳林(NicolsonandMclanghlin1988)将其引入多发性硬化的讨论，而斯考特(Scott1990)则在美国本土创伤后应激综合征的诊断中运用这一学说来确定思维路径。

疾病的建构论在一些“存在争议”的疾病——其生物学基础仍不明确或者有争议——诊断中是最容易显现出来。不过，持结构主义观点的人还宣称其理论不仅适用于上述那些特例，对于疾病的整体模式的确立也同样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