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介绍与论述里，我们超越躯体,超越生物学，从多角度切入了疾病和健康的主题，这些角度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及职业活动的建构，当然，不可否认，健康和疾病均离不开躯体，离不开生物学。我只是想说，这两个方面的资讯实在是太丰富了，大家唾手可得，而人的社会性、人文性认知，以及健康与疾病的社会、人文研究向度被强大的生物学遮蔽了。毫无疑问，人们无法绕开躯体去参与他们的社会生活，也无法舍弃生物学功能去抵达社会功能，任何试图将两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姿态都是不明智的。健康与疾病既是躯体的生物学呈现，又是复杂的社会、心理、精神体验。最近几十年里，对于无所不在的关于健康和疾病的社会文化建构浪潮，学界担心出现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生命的呈现与体验的断裂，甚至有人惊呼躯体已经“走失”，游荡在社会、心理、文化的迷宫之中(也许还不包括社会人类学)，呼吁人们给予健康的生命呈现以更明晰的社会学解读。

1.健康作为生命的呈现

特纳(Turner 1984：1)在他的经典著作《身体与社会》中写道：“关于人类，一个明显而突出的事实不容回避：他们有身体，而且他们就是身体。”他是最先指出社会学忽视了人体本身这一事物的学者。

事实上，鲜有社会学家重视肉身的存在与身体的呈现。每当听到有人提及人类存在的肉体特征，社会学家的脑海里就会冒出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生物还原论或者科学主义的幽灵等批判或排斥的理念。

特纳在他的著作里重点强调了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不可分割的原理。他还在探究“躯体被社会学忽视的情形”何以产生，以及他倡导的“新人体社会学”应该如何走到前台。要挖掘躯体被忽视的深层原因，就要追溯到笛卡儿的身心二元即区分思想与躯体，精神与物质。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有时需要悬置对方以利于深入地研究（如同先迈左脚，再迈右脚，而不是双脚前蹦）。因为学科划界的因素，社会学一直试图把自己与医学及生物学严格区分开来，一直警惕“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思潮，告别那种人类行为都要（能）从生物学中找到原因并进行解释的生物学崇拜”（Turner 1996：60）。不过，历史是一个钟摆，随着一些激进的社会运动的出现，例如女权主义（开启了两性的新认知）、残疾人权利运动，以及种族和人种社会学的进步，躯体的类型意义开始重新受到重视。我们在前面章节里曾经提到一个观点：人体（无论躯体，还是心理类型、社会属性、灵魂高下）是一个被建构的事实，对其呈现的理解和解读也随时代而变化，不同的文化场域也存在着差异。在技术主义、消费主义和自我意识盛行的时代环境中，人们的身体意识充满了变数，而技术（医学的生活化）是使身体呈现不断变化的主要推手。施林（Shilling2003）指出人体社会学所关注的是一个万花筒，不是风情万种，而是气象万千（纷至沓来的美容、换肤、整容、矫形、变性、抗衰老风尚）。对于个体而言，“人体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中”。它们不停地发生改变，诱惑重重，既有医疗技术的可能性，又有审美文化的可塑性，还有青春期、衰老等生物学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