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讨论了个体的健康理念与疾病体验，当然，它们是无法孤立存在的。由于与社会组织、卫生资源分配等社会系统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人，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和社区里。外部世界的丝毫变化都会对其观念与行为产生影响。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鲜活的社会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将生命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境遇之中，话语表达是其融入社会的主要纽带。(赫利奇Herziich and Pieiret彼雷特1987:xi)
1.健康闯入政治与伦理范畴
不同国家、社群间和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人群之间在健康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并非是基因上的，也不关涉任何生物学方面。这些差异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定的地区和时代，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组织构成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人口的群体健康会对社会的繁荣带来影响：比如，在发展中国家，疾病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出于经济和伦理的双重考虑，社会、政府有责任对其人民的健康做出承诺。在西方的工业革命时代，英国公共卫生先驱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成功说服立法机构关注穷困社区糟糕的健康状态，拨付相应的经济资助来维护这些国民的基本健康，还增加了对孤儿寡母的大量资助。其实，国民恶劣的健康状况给社会带来的损害不只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社会道义的承担。健康是政治、社会的职责所在。二者应该产生协同作用。
2.健康与社会之间的功能效应
在健康与社会的关系研究领域里最具影响力的两位理论家是德克海姆和帕森斯，他们提出的模型被称为功能主义模型。他们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来解读健康与社会的关系，探讨那些行为和组织模块是如何应运而生的。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十分强调社会结构、规范和过程的重要性，尽管它们都独立于个体之外，但每一个人都通过它们，把自己融进相应的社会谱系之中。例如，宗教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的功效最容易被感知，被理解。在《社会学方面的准则》(1985)一书中，他提出社会现象是公众心目中的社会运行图式：包括思考和感知的方式，文化与道德信仰，宗教活动以及宗教行为的社会规范。社会运行图式旨在把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不同人群集合在一起，表现为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在《自杀论》(1987)一书中，他以自杀个案为例，提出了自杀的三种类型：利己型，即自杀的个体脱离了社会；失范型，即处于一种社会规范失序的状态；利他型，即主动和有目的的自杀。
涂尔干的观点是：个体与社会的功能纽带决定着他/她采用何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失范型自杀的概念对于理解健康与社会的关系尤其重要。涂尔干指出，人们的愿望是否能与达成愿望的可能手段相平衡，决定着人们生活境遇的好坏。社会一方面要满足人们无尽的欲望(大部分是奢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资源有限，只能设立一个可抵达的思维构架(路线和目标)，只有那些可能达到愿望所进行的行为才被认为是合理的。当这一理想构架失去自洽和支撑，愿望超出了社会允可的边界，这个人就进入了失望或绝望（失范、失序）的状态，就可能因拒绝失败而自杀。后来的研究者和理论学家们把这一理论延伸到了健康领域。
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深受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及早期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也强调个体价值自洽、社会秩序、稳定性和功能过程。他们认为:社会秩序常常是脆弱的，总是面临被冲撞和崩坏的危险。社会如何（大多数时间里）能和谐稳定？这需要从人们各自的社会角色、各种社会机构，以及各种社会秩序的组织方式中寻找黏合力与支撑力，从而维持社会生活的稳定性，但这并不一定是通过警察的惩戒，更多的是通过公众内在的自我约束。
帕尔森在其主要著作《社会制度》（1951）一书中，尝试把个体行为分析与社会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模式变量”，用于研究相互关联的社会体系与结构，旨在揭示人们个体行为背后所隐藏着的不同的价值选择（范畴与向度）：
?基本范畴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即人们之间互动的向度是接纳某个普遍的价值标准，还是坚持各自特殊的价值标准；
?第二对范畴是现实成就感与行为本色，即人们之间的互动是源自他们当下的行为诉求与现世的成就感，还是依存于各自的先天赋禀（习以为常）；
?第三对范畴是专一柱与分散性，即人们的互动诉求是为了特定的目的，还是漫无目的，其外延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四对范畴是情感中立与情感先导，即人们互动的方式是超然的和客观的，还是预先饱含感惜因素的。
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规范和价值观，决定着人们如何行动，并且使得人们之间的互动是可以预测的，而不是随机无序的，社会生活于是有了晴雨表。
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制度都有其内在诉求，这些诉求或源于外部环境，或源自制度自身的逻辑，这些诉求必须在运行中得到满足。帕森斯基于专业精神与服务精神这两大医生行业的社会组织特点，分析了病人和医生的义务和权利。对医生来说，“系统变量”的内驱力是四对范畴中的普遍主义原则，现世成就感，专一性和情感中立。“病人角色”前文已经讨论过。值得说明的是，个体行为的丰富性不是简单的理论类型所能归纳的。帕森斯揭示的医患契约关系的核心不仅涵盖权利和义务的方方面面，而且从一个侧面表明现代医学具有保持社会平衡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仅从社会与人口学角度看，疾病不仅是个体身心的创伤，还是社会秩序与功能的损害。同样，医生不仅有治病疗伤、拯救病患个体于水火之中的责任，还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保境安民”的社会治疗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帕森斯提出的社会医学“理想模型”立意高远，却常常被人错误地解读。人们仅仅把它理解为描述性的（“流程是如何进行的”），或者规范性的（“这是病人和医生应有的行为”），其实它是突破性的：认同医疗机构的社会功能是通过国民健康的提升来维系社会的和谐稳定，由此，医疗行业的境界、行动原则就突破了既有的技术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