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医学知识和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这些新知识和新技术不仅延长了人类的寿命，还使他们对于身体的认识与控制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尤其在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不过，新的健康与卫生难题也接踵而至，君不见结核病死灰复燃，抗生素耐药的超级细菌横空出世，艾滋病的全球控制的前景仍不容乐观，21世纪初期散发的疯牛病的亚型感染令欧洲国家风声鹤唳，全球蔓延的呼吸道病毒感染(萨斯、甲流)更是引发世纪大恐慌。公众开始质疑现代社会与生活方式，制造出一系列自毁性疾病。病人也开始拷问，

我们遭遇的疾病究竟源自个体还是社会？肿瘤是自身组织的内乱，还是来自于外部世界的侵害？(Herzlich and Pierret 1987：65)

本章的主题不是预测医学的“术”和“道”将走向何方，也不是描绘未来医学的灿烂霞光，而是梳理当代医学的发展脉络，由此来洞悉现代医学对人类健康和疾病这些未来基本生存命题的影响。人们发挥着无限的想象力，憧憬着后现代医学的奇迹丛生：首先，生物技术将重新界定自我与身体的界线。其次，病与非病之间的界线在新遗传学语境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基因技术将颠覆传统疾病和健康的理解，赋予它们全新的内涵，并注入各种新理念。其三，饱受诟病的生命进程的技术化与医学的生活化,人工技术掌管了从出生到生命终结的自然控制权，从根本上打破了生与死的传统界碑。其四，躯体脏器可以随意替换，器官捐赠、移植和干细胞技术的发展更使得我与非我、身体与非身体的界限变得格外模糊。提倡健康促进(管理)而不是鼓励治疗技术的广泛应用，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于疾病和病人划分的关注。

1.技术与后现代医学

对医学未来趋势的洞察必然涉及最为敏感的技术中立性命题，仅从学科进展、装备更新以及新的操作系统的运行这些事件来看，技术似乎是中立的，它只是充当医疗和保健的手段而已。但是，有专家敏锐地指出“中立”背后隐藏着机器意志，它们正在改变生命的体验，左右着医学与健康的定义(Berg and Mol 1998)。机器不甘心只是充当医学与保健活动的工具，还要充当医学前进的舵手，健康定义的改写者。最近几十年间，在健康研究领域中，技术这个词(有时用得很混乱)承载了太多的含义:不仅指研究的工具，也是被制造的技术产品，还是药物或治疗的路径与方式，对研究活动如此广泛的介入和主导，已经接近福柯所谓的“技术强权”了，即使是社会和制度的自组织形式也被看做是一种“躯体技术”。

提摩曼斯和伯格(Timmermans and Berg 2003)在一篇综述中归纳了三种不同的技术观念。第一，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是第一驱动力，技术变量本身影响着创新。第二，社会根基论。认为技术只是一块白板，只有通过社会互动和解读才能获得含义和形式，并受到利益相关群体的影响，这些群体决定着选择哪一种创新。第三，实践过程中的技术。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包括考虑政府的卫生政策，各种专家的意见，决策的动态规范，以及技术与其他实践活动、工具和社群之间的交互作用。

在广义层面上，健康技术的定义，如同莱豪（Lehoux 2006：45）所说，就是所有“卫生保健的实施、组织和效应的总和”。包括建构卫生保健制度的价值观、信仰以及实践活动，甚至信息系统、操作流程和证据基础都变成了健康技术的一部分。医学数据采集的“多重现实性”本身也变成了技术，由此模糊了病人的个体、群体特征（Berg and Bowker 1997）。这些因素都可能改变人们对于疾病和病人的定义，并影响着个体特征和自我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