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医疗实践中，上述四种理论的痕迹都可以找到。但是用它们来为现代医学贴标签将是荒谬的，现代医学早已摒弃了粗糙的单因单果的线性模式。那种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一个确定的病因——即这个病因是必要也是充分条件——这一理论必须被否定，因为任何一种疾病，都受到许许多多来自身体内部或外部的互相作用的因素的影响。只从中确定某一种因素当做绝对病因，越来越显得主观武断。例如，在20世纪的上半叶，结核杆菌是导致结核病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病因就不会有这种疾病，但是它并非一个充分条件。因为结核杆菌在许多人群中都是广泛分布的，但实际上只有小部分人患上这种疾病。
疾病的因果关系模式，从最初的简单直接地以结核杆菌或者病毒作为病因，到后来包括以免疫系统作为中介，发展到最后，把来自病原方面的多种因素以及来自宿主的反应统统考虑进来了。如今，生物医学也认为病因是多种共存并相互作用的，而且，其整的作用要大于各部分的简单相加。心理学的崛起也影响了对疾病的单纯的生理机制模式的认识。越来越多的证据标明（即给原来由个人感觉到或者由医生凭经验认识到的东西增加了充分的科学证据），心理因素对许多疾病有影响，许多疾病都有心理生理双重因素：也就是说，他们的确是有器质性病变，但病因上至少也有心理方面的因素。但是，这对于医学模式来说，仅是一种更详尽的阐述，而非从根本上的修改。疾病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病因（压力、不快乐、生活中的大事件）已经被认为是疾病的诱因或者辅助因素,但是它们自身并未被等同于疾病。
20世纪70年代，风光一时的生物医学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心理、社会向度被引入医学模式，新的多元医学模式得到倡导，纯粹的“生物医学模式”不再独占鳌头。现代医学开始更多地关注疾病的非生物因素。然而，尽管“科赫学说”之类的特异性病因学理论已日渐从当今的医学教学中隐退，但是它的灵魂仍然在医学研究中回荡，它的影响仍然在医疗实践中潜藏。通过对日常诊断疾病过程的考察与分析，我们依然能够很明显地体察到这一点：诊疗节目中很少考虑社会、心理因素。即便承认社会、心理因素的介入，也往往只是把它们作为导致疾病的负面因素，而非健康促进的积极因素。
8.健康的社会模式
20世纪中叶，生物医学思维主导的健康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观势必导致对健康维护与促进的忽视。同时，生物医学的还原论观念强化了“人是机器”（机械论）这一思维，这种思维定式使人们越来越倚重临床新技术的应用,而忽略了健康传播、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尤其在卫生资源分配方面。
对此，美国哲学家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1974：918）大声疾呼，重心过度向诊疗倾斜的医学格局已经严重威胁健康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并列举了一组证据，命名为“现代医学的孽债”：
在过去的十年中，过度诊疗已经成为健康的一大威胁。抑郁、院内感染、干预性残疾、功能紊乱等医源牲、药源牲疾病纷至沓来，它们所带来的病痛已经超出了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的总和……更有甚者，现代医学通过将疼痛、疾病、衰老和死亡等个人命运中的苦难和宿命全都转变成为技术问题（一切健康问题都是技术问题），事实上剥夺了人类以传统（身心灵抚慰）方式应对自身健康问题的权利和潜能，这种技术主义的医疗观已成为新的健康危机的源泉。
针对“人体的正常状态是有序和平衡的，医学的目的是协助恢复这种状态”的观点，安东诺维斯基（Antonovsky 1979）做出了颠覆性的批评，他提出了一种被称为“复合健康”（‘salu-to-genic’复合词，一体两面，如“疾中康”、“苦中乐”）的共生范式。如果一论及健康就只是单向度地关注有没有疾病，那么只会把人群简单地划为泾渭分明的两大类：绝对健康和绝对疾苦的,其实，两者是共生的。安东诺维斯基指出：应激、与病原体共生是人类生存境遇的一部分，它们并非总是对人类有害。杜博斯（1959）《健康幻影》一书中展现的健康图景只是一种幻觉，希望人们相信医学科学能够制造一没有疾苦且长命百岁的乌托邦。科学家只是刻意寻找他们心目中的“魔弹”去征服一切病魔。在安东诺维斯基看来（1979：203）：这种思维模式意味着只关注疾病的向度而忽视健康的向度。“我们从不在意那些没患癌症的嗜烟者，那些没出事故的酗酒者，那些没得冠心病的A型性格人士。”采用"复合健康”的范式来思考问题，就是将医学关注的重点转向健康促进方面（如何去优化躯体的生理功能和心理顺应性），而不仅仅只是关注疾病的起因和发展。
随后,安东诺维斯基提出了“心理统合”（sense of coher-ence）的概念，内容包括测评个体对于社会的认同感与顺应性，如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即有序的、有意义的、按部就班的、可以预测的，而不是无序、随机和混乱的）、可控的（遇事皆有.解决之道）以及有意义的（情感上有意义）。这一指标与个体健康密切相关，因为那些在这项测试中得分高的人似乎能更好地应对环境，保持健康的心态，并在心理上具有一种类似免疫抵抗力的“应变抗压能力”。这一理论的早期测评指标和阐述可能有些陈旧，但它是迈向复合健康目标的重要一步。
人们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愤慨多少有些情绪化，譬如指责它有意漠视现代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福祉。随着对科学客观化信念的弱化，以及对“弗兰肯斯坦”式的违拗生命伦理的新技术（译者注：特指某些邪恶科学家脱离科学共同体监督进行的“人造人”活动）的不信任感的滋生，对生物医学的这类批评有些减弱，这个反思过程也成为现代健康模式蜕变的一个诱因，通过反思，一种新的健康模式应运而生，它通常被称之为“社会健康模式”。
社会化的，或者说是多元、整体健康模式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关注点，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仅是简单地约定在寻找疾病的致病因素时需要考虑到饥饿、行为方式等“社会因素”，而是倡导一种思绪，把疾病或健康的生物学过程放在它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之中来考察，把人看做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连串独立的生物系统。而生物医学模式的视域中，就特定的健康危险因素而言，并未包括个体健康的方方面面。美国社会学家欧文?左拉（Irving Zola 1975：184）曾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他引用一名内科医生的案例，根据当时的现场资讯，描述了一位冠心病风险很低个体的健康境遇（实际上这是一个介乎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灰色地带，不健康也未患病的案例）:
他是一名羸弱的小职员，身心都缺乏活力，人生也没有太多动力、进取心或者竞争欲望：从未试图在某个日期内笃定完成某件事情。他胃口不好，只吃玉米油或鲸油拌的水果和蔬菜。不抽烟。没有收音机、电视和汽车。他头发浓密，但身材瘦小，弱不禁风，不过他却坚持体育维妹。他收入不高，血压、血糖、尿酸和胆固醇也不高。他一直在服用烟酸，维生素B6,而且在靖育手术后长期接受抗凝治疗。（一切都显得纠结与矛盾，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佐拉如此评述这个案例：
假使大多数人的情况没有上面描述得那么糟，而是被认定，我们的身材要更伟岸、更强壮，譬如身体再高出6英寸，预期寿命再延长30年，或者通过药物来增强某些体质与潜能，尽管这与真实情形不相符。我们仍然要问，为何要高出一头（6英寸）？在何种生活境遥下延长寿命30年？哪些潜能应该用药物去增强？哪些功能无需增强？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孤立地看待健康态。
社会健康模式是整体的、有机的，而非还原论的、机械的。机械系统往往依照预先设定的程序、操作者的指令或者自然法则运行。在笛卡儿的理性建构的医学模式中，躯体被当做一台机器，通过修理或者替换零件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整体论认为简单地把每个部分相加是不能等同于整体的，如同我们不能用一串“危险因素”来解读健康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缺陷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人体还是一个有灵性的网络体系，具有生命意识、价值观和欲望，这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对于各种环境信息的接收都是有选择的，并能做出恰当的有意义的反应。
相伴着社会健康模式的兴起，这1时期公众对于替代疗法（自然疗法）的热情不断高涨，这些传统疗法大多秉持整体论的健康观。于是，自然疗法中不少好的理念被不同程度地整合到主流的医学模式之中。尤其是它积极进取的保健姿态，而非简单追求没有疾病或者恪守某种“均衡”状态。
早在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将健康定义为“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三个方面的完好状况,而不仅仅是没有生病或者衰弱”，这个定义通常被认为是健康的社会模式的宣言。很显然，这个定义也有某些理想化的虚幻成分，一是内涵要素（躯体、心理、社会交往）涵盖了人类生存的所有方面，二是这些要素程度（完好）难以量化并旦实现起来非常困难，因而饱受抱怨（按照这个健康定义，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合格）。尽管如此,它的确具有非凡意义——它第一次将人们对健康的理解引领到多元、整体和社会性的高度。这一定义在当代西方社会尤其具有启迪意义，它对健康心理向度的强调等于承认健康的感受在本质上是主观的，对健康的多元理解并不会妨碍对健康躯体要素的生理研究和健康促进。相应地，以健康为主题的社会动员随之展开，诸如英国的“新公众卫生运动”（New Public Health）,其目的是试图通过改变环境（使之更宜居）及行为（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升社会或群体的健康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