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不仅有历史进程以及知识、职业生活的积累，明显地，它还受到文化习俗和道德观的影响，经历人际社会的相互作用，并反映出特定的健康信仰和疾病观念。
如果有人将疾病理论看成总是在线性递进——遭逢相同的躯体状况、相同的观念、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习—那就会误导出僵化的疾病观。疾病的基本理念因时而变，医学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通过对错误的纠正赢得周期性胜利。过去的一个世纪是医学得以长足发展的百年，工业化、法制社会将劳动卫生、职业健康疾病提到重要的位置，全球化、城市化、数字化正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这一切都使疾病的定义与谱系处于不断重审、重建的认知颠簸之中，新时代告诉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体验来多元理解、定义、管理疾病和健康。（Herzlich and Pierret 1987:xii）
西方医学关于疾病的定义、分类展现出一道特有的文化风景。如果你熟知世界各个时期和地域的医学，比较之后就更容易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例如，人类历史从古至今（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前，某些贫穷国家的当下社会），一道体态风景是富人胖，穷人瘦。在许多社会里，肥胖是有吸引力的，也是身份的象征。在某些不发达地区，显赫的人家总是刻意选择进食迅速长胖的食物，以便从体型就能凸显他们的社会地位（属于富有阶层）。而在西方社会，近年来的价值取向却完全相反，由于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经得到满足，使人发胖的“垃圾”食物穷人比富人摄入更多，肥胖成为一种病态的体型，精瘦反而成了标准体型和审美标准。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那些原始文化的健康意识是粗鄙落后的，落后于现代西方社会的认识水平。因为即使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也会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在人们的意识里，什么才是理想的健康和行为状态，是受到文化习俗的深刻影响的：
例如，美国人称之为皮肤病的色素沉着与紊乱一症，在某些国家被当做美貌和健康的标记。在一些疟疾高发的地区，因为镰状红细胞能保护机体免受疟疾之苦，可以产生某种保护效应，所以，镰状红细胞病患者被认为是优秀的免疫个体。有时我们的确需要一点“反向思维”，色盲者往往有利于对手的隐藏与伪装。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正常怀孕被描述为生命中的恶疾。抱定这样的疾病观，文化的影子几乎无所不在。手淫、同性恋者、不安分的黑奴都是要冲破固有的秩序去寻求新的自由，在我们某个时期的文化认同里，都曾被归于患者，定又为疾病。（Erde 1979：44）
不同的社会，即使他们都秉持生物医学模式，也可能因医学体系的源流的差异而各不相同：据说法国人的疾病诊断中有多达15%的科目有别于其他西方社会的诊断。譬如，一种包括许多自诉症状的“抑郁症”，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定为“灵魂出窍”，中世纪还被认为是身心灵分离的罪过，当教会失去势力时才被定义为“抑郁症”，在大多数西方社会中，这个病被归入精神疾病的范畴。而在西方社会之外，认知就不尽相同，那些秉持历史传统、与生物医学并存的医学模式的地区，比如中国、非洲、印度和日本，对于抑郁症，不只是治疗方法，特别是疏导、用药上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区别，而且在疾病性质理解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更深层次的缘由是他们国家、民族对于生和死的领悟与理解，对生命开启和终结的文化姿态（抑郁症常常走向厌世与自杀）。心病还要心药（关涉文化）治，对于这个病，单纯的医疗技术干预总是苍白的。
日本人对于非生命物体的态度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在脑死亡问题上的争论。对于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日本人经常把机器看做是活体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很令人诧异……这种态度似乎直接源自于技艺高超的工匠传统，走进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他们对于技艺的虔诚一直跟日本神道教的传统和拟人化的仪式相联系。日本人认为灵魂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工具和其他器物中，在北美，如果把人混同于没有意识的机器和器物，会让这个人感到被侮辱和轻视，然而在日本，反应却截然不同。某些日本人不仅仅认为机器在为人工作，而是人的灵魂进入机器的艇体内，机器与人是工作上默契的搭档，从而形成一个有生命的、能克服所有困难的人机共同体，在人工智能的研究里，称之为“赛博生命体”。对于这一点，许多西方国家表现得虚怀若谷，他们的医疗系统里越来越多地引入其他国家的健康理念和方法。例如在美国，引进了中国和日本的草药，还有各种冥想和康复方法，瑜伽、气功与针灸等等。（Lock 2002：370）
其实，这类生物医学认知和现代医学体系之外的健康理念，存在某种普世的文化价值。譬如，在健康和疾病的认知中导入道德因素——也许它与健康的体验方式更相关（参见第三章），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看做是文化价值在医学体系中的体现。此外，有人在科学观察之外倡导某种因果报应的理念，这种理念由来已久，一半属于魔法（源自神灵主义传统），一半属于习俗（文化心理积淀）。譬如对于糖尿病的治疗，一些传统医学人士就很看重某些诊疗中的“神秘因素”：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曾经这样写道：“魔法的作用是把人类的乐观仪式化。”临床中，我们常常见到这样一些医生，他们声称能治疗糖尿病——这是一种机制笈杂的糖代谢素乱疾病往往通过药物调节还不能完全控制病情，他们会转而强调有效控制某些别的因素，这样将有利于预防并发症，至少缓解某些并发症。他们并不能很肯定这样做的确切性，但起码病人会“感觉”、“相信”和“希望”这么做是正确的。此时，病人对于医生这一类似安慰荆效应的任何仪式都是抱有信心的。(Pesner 1977：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