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章里我们将会谈及，人们对于身体的文化认知是存在差异并不断发生变化的。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因此，女性健康的“建构”，包含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境遇的文化投射，这是女权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Martin 1989)。从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讲，男女之别主要体现在生理差别方面，随后，社会心理角色的差别也用来解释男女在健康上的差别。男女健康态度与行为的差异也许源自迥异的心理或者文化特征。然而，建构主义和女权主义对此似乎还不满足，她们强调女性健康的独立性、显要性，因为，历史上一直流行的是男性主导的医学，女性主义的医学与健康统统被遮蔽了：

从用于描述女柱器官的语言可以看出，女性都一直被看做是低贱的“另类”。在西方，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理论都存在某种轻慢女性的偏见，例如，亚里士多德宣称女性在结构上就不适合抛头零面，而卢梭曾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代表男性说话的”。他们和其他思想家(比如阿奎那、马基雅弗利、洛克、黑格尔)所描述的人类本性都意指男性的本性……历史上，男性统治的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科学和医学，而女性的所有生殖功能都被认为是有潜在的“病理”炷质从而需要“专家”(即男性)的管理。搜览所有的生物学文献，男性躯体被看做是测量和评估女性躯体的“正常标准(WilEams and Bendelow 1988：11)

问题在于人体“正常”功能的定义不是按照中立的科学标准来衡量的。男性在知识上控制着女性的躯体并定义后者的健康。直到20世纪，许多国家还以女性太脆弱为借口将其排除在高等教育的大门之而月经特别是绝经变成了医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医生们认为子宫和卵巢的问题引发了“从头痛到嗓子疼”(Ehrenreich and English 1978；123)的几乎所有的女性疾病。例如，歇斯底里，一种“典型的女性疾病”，在几个世纪中不断被作为女性缺陷疾病拿出来讨论，并且衍生出关于女性品性和社会角色的一些不实观点(Seale and Pattison 1994)。在希波克拉底的著作里就曾经有这样的描述，在古埃及和古希腊，歇斯底里是由“子宫紊乱”导致的一种女性的不可控的行为。随后的几个世纪,对于女性特征认知的变迁反映了公众和医学界的偏见，他们认为女性在道德上是脆弱的，容易被邪恶的灵魂所控制。后来，随着医学科学的兴起，歇斯底里被认为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一种病态反应，随着弗洛伊德理论的出现，歇斯底里又可以由心理因素来解释，但是仍然有人用女性的“纤细”和脆弱来曲解其社会身份。有女权历史学家指出，歇斯底里实际上是女性在排遣自我压力别无他法时的一种反抗行为，但是另外一些人认为它仅是19世纪的女性感到沮丧时的反应，是医学界(通常是男性医生)刻意给女性的反抗行为贴上的一个病理标签。整个20世纪，对于歇斯底里的诊断一直存在争论，如今它被归于一类早期未认知的疾病之中。

当下，女权主义的理论谴责所有围绕着其生殖功能来狭义归纳演绎女性躯体、行为方式的思维定式，并在一段时间内聚焦于现代医学对于分娩的人工控制与干预。现代产科常常把正常的怀孕和分娩过程做过度技术化的处置，将分娩视为一种需要控制与干预的医学过程，由此带来一些新的女性困境。有研究者指出，女性在分娩时遇到的一些困难实际上是由医疗操作和医院中存在的危险环境所导致的。最新的趋势是，一些女性在分娩时根据自我意志选择或拒绝接受高科技干预，并试图用女性主导的替代方式来取代目前由男性、医生主导的医疗操作。（Oakley 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