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特殊的疾病领域里，如精神疾病、慢性疾病（艾滋病）和残障疾病，文化和社会背景决定着疾病的建构，揭示了健康的社会文化心理相关性，这样一来，疾病不再只是躯体生理指标的偏移，而是被看成道德缺陷和社会交往上的偏离。这些疾病便被赋予某种社会标签与羞耻的意义，需要运用社会身份学说来解读。
在社会学理论谱系中，标签理论是符号互动理论的一个变种，提倡所谓的“偏常”不是指人的行为性质，而是社会用何种符号来标记这种行为的后果。“所谓不正常的人是那些被成功标尺标签化挑剔的人，不正常的行为是社会符号化标识的行为”（Becker 1963）。那些被社会定义为不正常（不同于常态）的人们，通常被赋予负面（鄙视、歧视）的含义，譬如智力比他人低，或躯体残疾，或行为怪癖——被符号化，贴上耻辱的标签并被试图进行社会区隔，而受到这种不公对待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反应又反过来强化其身份标签。高夫曼在他深具影响力的著作《病耻感》（1967）一书中详细分析了疾病羞耻感形成的三个阶段：起先是与通常的行为产生某些偏差，然后别人对此做出负面反应，最后具有病耻感的人接纳别人的反应，又产生“继发的”偏差。弗莱德森（Freidson 1965）发展了疾病是社会行为偏差的概念，引述了贝克的关于偏差是出格行为的定义，以及高夫曼和莱莫特对于原发偏差和继发偏差之别的论述。
这一点在精神疾病方面最为引人注意，长久以来人们就在争论（特别是Scheff 1966）一种行为被称为“精神疾病”是否取决于旁人对此的反应：被精神病学家称之为精神疾病的患者，他们最初的病态大多只是对被标记为有罪和被作为“偏差”（病人）对待的一种反应。由此可见，不仅是精神疾患，所有的疾病都可能被“偏差”或被诊断（被标识），他们与健康人的区别在于疾病的（后发性）功能异常。最近，有文献宣称对于那些病期较长的躯体疾病，而不是精神疾病，社会的宽容度正在发生变化（Green 2009）。新技术正在改变以前划分躯体完整和残缺的界线，有理由相信，在张扬个性的多元社会里，与慢性疾病相关联的病耻感将逐渐减弱。
6.建构主义与精神疾病
建构主义的疾病观在那些受文化和社会影响较大并且缺乏器质性病变标志的疾病中容易被接纳（如某些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在美国和英国易被接纳）。事实上，精神疾病实际上是建构主义观点最先应用的领域，有时似乎比较极端（轻慢甚至排除生物学模式）。因为医生处置精神疾病与躯体疾病的路径与方式完全不同,这一观点在美国最著名的拥护者是萨斯。他宣称绝大多数所谓的精神疾病并不能找到实质性的生理病变，患者的“疾病“只是由于他们的行为使别人感到惊恐或者被冒犯，或者他们的信念与社会公认的信念不同。在英国，艾森克（Eysenck）建议传统的精神病学应当分为两部分：一小部分归因于实际的生物学异常或病变，另外一大部分归因于社会心理行为脱轨。该领域另一位著名人物是莱恩（Laing）,他认为精神分裂症非但不是疾病，而且是这些人在应对周围压力时采用的理智和合理的方式的表现。
这些观点也许太过于偏激。许多精神疾病的病灶的确如躯体疾病一样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绝大多数人的病况不单单只是对于社会压力、身份与符号的反应。但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文化建构不同的疾病，精神疾病的历史也清楚地见证了疾病是如何被人为地建构起来的事实。
7.建构主义与残疾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建构主义的疾病观在残疾和慢性病领域显得尤其重要。弗莱德森是美国早期有影响的作家，他指出，残疾人同其他被贴上标签的人一样，倾向于被作为一类人而不是一个人来看待。实际上，有两种负面的形式来描述他们：一种标签是笼统地称之为“残疾人”（功能缺失），另一种标签是点明其具体的残疾（痛子、瞎子、聋子）。既然“通过如此定义，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残疾人是由于他自己和别人都相信他偏离了正常或者应有的状态”（Freidson 1965：72）,那么，被贴上标签一被区别对待一再反馈回来的过程也同样适用于残疾人，正如我们在其他“异常”情况中看到的一样。社会学家们随后指出，用含有侮辱性的标签把残疾人标记成一个小团体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并且在议会游说团里也有专门的发言人强烈抨击这种偏见。但是，实际生活中，上述过程在一系列带有侮辱性的标签称谓中得以明确体现一如畸形、癞痫、感觉缺失等都被称为“残疾”。这种所谓的偏差，可能是由本来应该识别和帮助这些人的机构造成的，这一发现应该归功于斯考特（1966）,他指出向盲人提供福利的机构参与了“这样一个社会过程，其目的是使残疾人为自己将扮演的某种异于常人的角色做准备”，并且通过“把看不见的人划归为盲人”来建构失明这种疾病。
在第一章，我们讨论过如何区分disease,illness与sickness,同样的，世界卫生组织在1980年第一次发布关于残疾的“国际分类”，2000年又对其进行了修订，这些文件尽力阐明如何正确区分缺陷（impairment,身体的或心理的）、残疾（disable,缺陷导致的功能丧失）以及障碍（handicap,残疾导致的社会功能缺失）。正如一个人可以是患有疾病，但是不知道自己有病，或者知道自己有病但是不把自己当成病人来看，同样地，一个人也许有躯体或心理残缺，但是没造成残疾，或者有残疾，但是在任何环境中都没造成功能障碍，或是虽有残疾，但是通过弥补没影响功能。在关于残疾的这个领域，健康的生物学特性和结构特性都非常显著。议会中为残疾人游说的团体一直很活跃，并成功地使人们认同了是社会而非是缺陷本身导致了残疾；残疾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与某种特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必然后果一此种环境包括从收入低、交通不方便，到来自路人的一个怜悯的眼神等类似的所有的一切。
8.对相对主义的批判
前面论及的各种学说受当代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运动的影响至深。结构主义（主要来源于人类学家李维?斯卓思的著作）用标记、符号和语言来分析疾病文化。后结构主义在健康理论开掘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福柯，他用权力分析与知识系谱学，借助癫狂、性等精神、躯体命题及临床医学衍生的话题来建构医学与疾病，自始至终贯彻了社会批评的视角。
结构主义强调必须明确区分生物学征象与其作为疾病的含义（有一点切记：由于文化含义能很容易地通过生理过程转换成生物学符号，所以上述双方的界线并非那么清晰），强调了诊断这一实证活动，实质上变成了一个通过检查症状和体征找出其特殊含义，并通过人们之间的沟通确定所对应的疾病的过程。于是在医学社会学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医学诊断过程的论述，涉及的内容包括如何确认一个人生病，而后这个人又是如何进入病人角色的特定状态。
结构主义的理论各式各样，最极端的一种似乎刻意否定客观存在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已遭批判。另一种观点武断地认为西方医学科学并不能准确判断某些特殊疾病，生物学与其他科学一样’有时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之中，针锋相对的批评是它没有看到现代医学科学取得的实际进步。还有一些理论只关注那些存在争议的疾病或者精神疾病而忽视躯体病理学的重要性，批判的声音是它低估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仍然存在传染病的威胁，而且明显带有发达国家与种族优越的傲慢。
有反对者称建构主义理论对于个体健康的观点“太过于社会化”了，也就是说，它否认了社会学上所谓的“中介”角色，个体的自由（不管这自由有多么有限）意志是双向的，即个体行为也会影响到周围的环境，而不仅仅受环境的影响。批判者还声称，社会体制是不断改变的，人们对这种建制具有足够的反思批判能力。
此外，有人反驳说最“极端”的相对主义或者结构主义难以自圆其说：其实，如果每一个知识体系都具有等量齐观的效应，那么这种社会建构的认知本身就包含着偏见。但是，在那些温和的理论叙述，揭示了知识是文化的建构，同时正确评估其现实价值。病痛就是一种急迫的现实，都指向康复的目标，这是不可否认的。无论何地，也不论是在哪一个成功的时代，康复都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文化体系的支持。哈雷(Harley 1999：433)曾经指出，无论巫师还是着魔的人，助产士还是产妇，医生还是病人，所有的健康关联都只有在社会性构成的环境中才行之有效。
9.医疗化与医疗实践的建构
社会治疗保健体系的不断完善，日新月昇的医学科学知识与技术，都对健康的建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某些特定类型的卫生体制常常会影响特殊类型的知识的产生、新医学模式与生命奇迹的刷新。从19世纪的病原理论，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基因图谱，都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研究跃上新台阶，生命图景的丰富多彩有助于对健康现象和本质的多元理解。新技术的出现可以使我们驾驭以前无法治疗的疾病，也创造着需要治疗的新“病人”。
“医学生活化”的论点由此诞生：人类生活中被定义为疾病、被认定需要技术干预的医疗节目不断膨胀，无限的需求构筑了庞大的医学技术帝国，这个帝国是高度专业化的，由财富与技术、欲念与奢望双重驱动，无孔不入地蚕食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康拉德(Gonrad 2007)的描述中，“把人类生活转化为可治疗的疾病”的历史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可作为医学生活化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就是搜罗从儿童期的多动行为，到老年期的退行性病变等困惑，将这些本来属于人类生活一部分的状态都定义为躯体疾病。时至今日，这一过程越来越离谱，越来越复杂和难以理解。早期热衷于医学生活化运动的还只是医学界，而当下还汇集了各种社会运动与病人组织的人士。他们在诸如酒精成瘾、饮食障碍或者儿童发育障碍等问题上发挥着影响力。药学界的加入使得占人口多数的、以前不曾被诊断为病人的寻常百姓，统统加入日常用药的行列。医学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许多医学干预的目的是改变个人的行为、活动方式或者外貌，例如整形外科手术。虽然在大多情况下医学生活化运动包含着合理的医学诉求，但在许多情况下，医疗服务明显是由患者的欲望而不是医生的专业诊断来驱动的。
实际上，一方面医学生活化（过度医疗化）愈演愈烈，另一种趋势也在悄然兴起，那就是去医疗化。其原因包括自我康复运动的兴起，病人组织的影响力的不断壮大，以及卫生信息与医学知识在普通人群中的迅速普及。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商业利益驱动的，也是技术进步的成果。在某些西方国家，政府鼓励健康管理、自我康复等去医疗化行为。还有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那就是现代药物的供应与使用的某些趋势掀起了医疗化飙升的新一波浪潮。
10.本章小结
健康的建构，在社会层面内容丰富，并受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当下，医学新知是一支重要的推动力，今后还将继续推动，同时，随着新技术的涌现，疾病的概念也随之刷新。此外，伴随着新知的产生，新的社会一技术关系，包括商业模式都会发生巨变，这一过程的发展轨迹与趋势，我们将在第六章中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