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史的意义无非是揭示人类对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及对其所下的定义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今天看来，它取决于生物科学知识的累积效应，但事实却不尽如此，因为疾病史的发生与演进源远流长，早已形成普适性的观念与模型，而生物医学的飙升只是晚近的奇迹。
疾病认知比自然界中其他任何事物的认知都更具有观念驱动的特征。即使世界上有一种纯粹的自然分类纲领，也很难囊括人类疾病的认知特征。譬如，枯草热和歇斯底里都被归于疾病的范畴，不是因为它们存在着什么外在与内在的相似性，而是它们都给人类带来了一定的痛苦与烦扰。因此,要理解历史上疾病判定(诊断)和治疗的合理性，必须考虑
特定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特定时期的知识水平，因为不同的文化境遇、知识背景和认知模型决定着人们对于某一疾病的认定和防治姿态。(Harley 1999：417)
法布瑞加(Fabrega 1976a)的案例将我们带入人类学及历史学的钩沉之中。他在古代疾病史研究中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现有的绝大多数疾病不仅在当时已经存在，而且在当时就已经被人们知晓，虽然高效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是晚近才获知的。关于那些疾病的自然解释和理论归纳完全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与其把那些尚显“原始”的理论看成幼稚的和迷信的，不如把它们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和社会性的适应。例如，许多原始的人类部落，并不将医学、魔术和宗教信仰决然分开，宗教的情怀与信仰的力量贯穿整个有文字记载的信史时期，并向后逐渐延伸。在混沌的生命意识里，不曾将躯体、禀赋、灵魂截然分开，而是皆存在于个体之外的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光环之下。它们都与疾病、痛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自然环境的恶劣构成外在的伤害，而人类德行的堕落是个体疾苦的内在根源。
一部人类疾病的历史不仅记录了疾病定义的变化，还揭示了疾病认知的范型，医史学家恩格尔(Engel 1963)在总结近代医学的定义与功能时指出：近代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偏重于生物科学方面，聚焦于个体的疾苦与伤害，偏重医疗干预和医生都做了什么，言下之意忽视了非生物因素，轻视了群体模型、趋利避害的预防路径和病人体验、社会情绪。这种对立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前者重视直观事实的普遍性，而后者则强调个体经验的移易性。
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科学时代的主流观念(观察、实验)。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讨论过疾病的定义，简单地讲，疾病就是“被医生干预与治疗的状态”，并非就是生物学异常，并有其丰富的历史背景与逻辑关联。社会将医学和治疗师（医生）作为一门职业，赋予他们在实践中重新定义疾病的任务。如何胜任这项工作，不仅要关注生物科学（包括心理学）的进展，还要高度关注社会与行为境遇。朱森（Jewson）1976年曾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在18世纪后期与19世纪存在的三种医学境遇，或者说是医生的工作范式。第一种境遇，他称之为“病床边的医学”，医生抱定以病人为中心的信念，始终围绕着病人开展工作，从个人的特定生物、心理、社会关系中寻找病因。第二种境遇，场景没有改变，但医生的信念动摇了，接诊的目的不再是救治病人的痛苦,而是针对疾病规律的探素，它始于医院建制的兴起，约19世纪早期，最早出现于法国。这一时期，支付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不完全来源于病家，一部分来自医院的自筹（慈善经费的支撑）。随着支付纽带的松懈，医生“对于病人作为整体特性之外的个性的兴趣消失了”（Jewson1976：238）0医学的第三种境遇，既发生在实验室里，也出现在实验室时代，称之为实验室医学，它发韧于19世纪中期，特征是把病人对象化、客体化、符号化，成为生物研究中被驾驭、被控制、被干预的物质对象（XX床,xx号）。由此可见，对于健康和疾病的定义，离不开社会境遇与职业生活的变迁，它随着医学作为职业并作为生物科学（早期为博物学）的发展而发生微妙或巨大的变化。
医生把什么情形当成疾病来处置，也随着时光流淌而变化。在古代，绝大多数的医学流派都将症状本身当做疾病。认为疾病是一种综合征，是相关的症状和体征的集合，这种观念在希波克拉底时代就已存在。18世纪后期的解剖学家把综合征的理念转化成了身体的解剖特征，整个19和20世纪，随着新技术的产生,“新兴”疾病被陆续发现一这一点在遗传医学上尤其如此。肯德尔有过这样的评论：生理学的每一次长足进步和每一次新技术
浪潮来临都将刷新疾病的定义，或修正原有结论，或增加新内容，但是并不会全盘更新，有些传统内容仍然不合时宜地保留着。有些仍旧保存着症状或者综合征特征的描述。另一些则随着细菌学、组织学、生物化学和遗传学新知的发现而被改写。他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
我们对于疾病的认知模型倒像一屋旧房子里的各色家具，每一代人都会添置几件他们那个时代的新家具，却从未把祖先留下的老家具全数淘汰，以至于在充气长沙度和玻璃咖啡桌之外，仍然可以看到几把都铎时代的古典莞子，一个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古董橱柜，摄政王朝时期的旧式马桶，以及不少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器具（Kendall 1975：307）。
不仅如此，疾病本身也在变化。赫利奇（Herzlich）与彼雷特（Pierret）1985年曾指出，每个时代都有一种疾病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显要地位一中世纪是麻风和瘟疫，19世纪是结核，20世纪是伴随工业化而来的癌症与慢性退行性疾病。与以往时代的流行性传染性疾病不同，现今的疾病变得愈发个体化了：这就是所谓的“现代病”。无疑，这一进程还会继续。“疾病流行趋势的变迁”——在世界范围内，疾病谱、死亡排序从传染病、营养不良疾病（目前在一些贫穷国家仍然如此）转变为退行性慢病——它标志着在富裕国家中社会因素成为许多主要疾病的主要影响因子。最典型的案例要属冠心病，它曾被称之为20世纪的富人病,但现在也成为穷人的主要疾病了。“新兴”的疾病里，艾滋病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散播的、具有许多过去的流行病特征的疾病，但是，（在西方社会）它的发病非常个体化，而且（也是在西方社会）随着治疗方法的改进，它已经被定义为慢性疾病。
同时，医学存在历史的延续性。对于健康和疾病的既往定义，仍然部分地遗留在医生和大众的意识中。比如，在希波克拉底文献中常见的“平衡”观念，起初是关于液体或说体液的理论的阐述。四体液学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年代，但是在古希腊和阿拉伯时期得到充分的发展，它是把身体看做一个小的世界或宇宙，基本元素包括土、气、火和水。四种体液——血液、黄胆汁、黑胆汁和黏液——与四种元素相关，与四季、四种年龄（儿童、青年、成年和老年）以及四种主要的特性（热、干、冷、湿）也相关。后代的学者又增加了四种颜色，四种味道，四福音书。每一种体液或者体液的组合都有对应的疾病以及特定的治疗方法。
四体液学说算得上是历史上最悠久的健康理论了。其世俗影响至今仍在英语语汇里存留：譬如“坏体液”暗指坏脾气，“黏液质”等于说人冷漠，“黄胆汁”、“胆汁质的”是说人脾气糟糕，“多血质”的人大多面色红润。在某些非西方医学谱系或者受西方医学部分熏染的医学谱系中，如拉丁美洲，人们依然将“热”和“冷”作为疾病的基本分类纲目。赫尔曼（Helman 1978）的研究发现即使在现代社会，英伦地区在处置感冒发烧时仍然受传统的分类原则的支配。这类疾病被病人和他们的医生粗分为热病或冷病，湿病与干病。一方面人们接纳现代医学的细菌理论，另一方面他们对疾病的理解又或多或少地掺杂了古老的体液学说的成分。
历史上对疾病病因的追究还可牵系到瘴气学说。这一病因的解读，除了恶神或恶灵作乱之外，也包括自然因素的追索。希波克拉底学派认为的腐败之气，或山岚瘴气，今天看来是流行病的主要病因。在中世纪的欧洲，瘟疫流行的原因被认为是有毒有害气体或瘴气，这些气体大多来自死水潭、腐败的尸体或者是病人的呼出气体。直到18世纪，人们仍然认为疫病流行不是从一个人传给另外一个人，而是从环境到人。闹市、贫民窟、监狱及工厂的糟糕的环境中产生了坏空气，引发了疾病。这种想法当今仍能听到，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感染性或者传染性疾病是从人传播到人，而且绝大多数疾病来自身体内部而非外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