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健康的调查和对疾病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得出一些共识。首先，健康和疾病不是简单的对立面。健康良好的意义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从逻辑上讲健康也并不是疾病的逆命题。健康的概念——不论是平衡说，代偿力储备说，还是心理快乐说,都与保持生命活力的方方面面密切相连。健康状态，底线不在于躯体有无疾病，而在于能否维持正常生命、从事日常活动；而最佳状态是指躯体、心理、社会交往或精神状态的优化与完美，当然，疾病会困扰到它，却不会对它产生决定性作用。
19世纪以来，在西方社会，不论是社会立法还是医学研究,都坚持健康/疾病二元论。但人们普遍认为健康是一种动态的不稳定的平衡。平时感觉到的“疾病症状”大多处于健康与疾病的中间地带，也许已经迈入疾病的领地，也许仅仅是不够疾病诊断标准的自我不适感。弗兰克(1991：135)在描述自身经历后现身说法，批评了二元思维。
其一，健康与疾病不能完全分离，尤其在感觉上没有截然分野。当我的健康到了最糟的时候，我就算是生病了。否则还能算什么呢？健康和疾病，身体好还是不好，就像前景和背景一样,不断变换位置。离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无法存在；一个发生变化，另一个也要变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孤立的状态。
其二，在健康和疾病的概念中，成因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同人们谈论“健康”是什么，往往很快就演变成“疾病成因”是什么的讨论。对于那些病中的人来说，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罹患这种疾病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像赫利奇和彼雷特(1987：100)指出的那样，医学也许从来都没能满意地回答出“为什么是我患上了这个病”和“为什么是现在患这个病”之类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超出了躯体病理和疾病诊断的范畴，越过了对疾病成因的探究，变成了对于疾病意义的追寻。我们仍然希望在人类智慧所及的空间与秩序之内为困扰我们的疾病找到一个因果位置。
人们对于疾病成因的了解程度影响着他们对于疾病症状的理解，以及他们决定如何去应对这些疾病。库斯(Koos1954)很早就在美国开展了一项研究，即在一个叫“里根维尔”的地方调查当地人如何解读自身疾病的成因。有一位被调查者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如果我知道它是怎么得来的一比如说，是因为我搬了一桶煤炭——也许就不会像我不知道原因时那样急切地去看大夫了。”类似地情形也发生在布拉克斯特(Bhxterl983)对苏格兰女性健康的研究课题中，受访者这样回答：“要是我再感到疼，我就知道，这又是因为更年期的缘故。”其他关于健康的历史研究随处可见这样的情形：人们一直担心自己的疾病，一次又一次地去看大夫，或许还换个方式去看病，这是因为虽然每次都得到了诊断，但是他们仍然觉得没找到生病的真正原因，或者至少是没得到他们能接受的解释。
其三，人们的思想十分复杂，此一时，彼一时，变幻莫测。谈论健康和疾病话题，可不能指望答案前后一致，不自相矛盾，因为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问卷调查的研究中，即使想通过一些简单的问题来了解人们对某件事的“观念”，得到的回答常常是：“这不一定”，“是，也不是”，或者“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
其四，人们关于健康的理念通常是整体性的，包括躯体和精神两方面。认为“精神重于物质”的想法随处可见。健康意味着快乐，而许多一或许是绝大多数一疾病的原因被归于心理、社会因素。
10.健康：作为道德的外化和映射
在一些基础研究中有一些关于健康与道德关系的命题，通常的理解是，健康是道德的外化。很显然，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将疾病与污点、罪过和苍天报应联系起来，同时也与信念、对苦难的顺从与救赎，以及悔过、悲悯等观念相联系。
赫利奇是最早指出健康与社会生存价值(尊严、操行)存在特定关系的研究者。某个白领人士健康状态良好，就证明他是一位备受尊敬、富有责任感的绅士，即使是蓝领阶层，身强体壮也表明这个人既身心健康又能胜任工作。康维尔(1984)在伦敦做入户健康调查时发现工人阶级的优秀品格表现为坚忍不拔，认为活着就要不懈工作，这是人生的义务，生了病也不会“被疾病击倒”，无须去就诊，要坚持到最后，战胜疾苦。但是，在各个社会阶层，人们似乎都认为健康与年轻进取、活力四射、独立自主的形象相关，这些都是积极的社会文化心态，这表明人们不愿自己在意志、情感和品质上沦为“不健康”的境地。
与疾病抗争，不被它击倒，克服它带来的不幸，这类具有寓言意义的媒介事件在西方社会关于疾病的叙事中随处可见。那些饱受慢病折磨的人尤其希望重振自身与疾病抗争的意志与力量。普洛克(Pollock 1993)就曾经指出，保持健康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社会负责，甚至是对上苍的承诺。这种心态基于犹太教一基督教共有的一种文化，即认为利他和自我(利己)都很重要。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女性尤其会以道德祭献的姿态去面
对疾苦，因为日常生活中她们就担负着照顾他人的职责，在普世的价值眼光里，疾病和不幸面前的反应可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高下。威廉姆斯（1993）也指出，健康本身并非具有多大的价值，而道德修养不仅是对健康状态的反映，也能带来更多的健康。健康良好反映出一个人行为良好，自律，具备精神魅力，品行高洁；而不健康常常是道德不高、品行不洁的标志。敢于与疾病抗争才算是在文化上获得一种直面疾病的权利。
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这些泛道德化的健康观念一人类学著作中有许多类似的观念——视为人类思维的普遍模式？又在多大程度上认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79）有争议的“当今流行着用心理学解释疾病和所有一切的偏好”的论断？依然是一团谜。桑塔格认为，这分明是社会文化对于生病的人施以苛求，即要探究出疾病的所有真相，健康的泛道德化解读不过只是一种将疾病的成因悬置于躯体和生物学之外的方式。
人们可能把健康视为与自身特征融为一体的基本构成，但是他们通常把疾病看做是同时存在于身体内部和外部的异己之物。它进入身体，占领某个系统或器官，于是它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同时，它又是一个入侵者。正如拜瑞（2005）所言，疾病既是特征性概念，又是关系性概念，一方面它具有源于体外（生物圈）但最终落脚于体内的特性（译者注：于是在生物医学视角，就有了敌人、战争、征服的信念），但从社会关系维度来看,疾病是与人类身心灵发生各种关系（共生、对抗）的异己存在,人们通过疾病社会性成因的解读，发现疾病是一个它者，这才构成个体疾病的社会学识别过程。在医学社会学研究中，讨论疾病时的认知困惑是究竟应该使用客观化的标尺，还是用隐喻式的方式。疾病是第三人称的“它”，以便与躯体相区别开来，同时因疾病延伸而来的身体的一部分也变成了“它”，不是“我“它
到了胃部”（译者注：这时的胃不再是我的胃，而成为它者的“病胃”）。拜瑞指出，在特征性概念与关系型概念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张力，而且双方也会将发生相互作用。
如同机械论者将心脏视为人体中的发动机一样。作为道德层面的疾病隐喻，疾病常常被称为“罪恶”。赫利奇和皮埃特（1987）、桑塔格（1979）都声称历史上疾病包含着生命的隐喻：结核病代表激情，癌症代表压抑，在军队中首先是癌症隐喻（压抑、怯懦、罪孽），然后是艾滋病的隐喻（上帝对于欲望之花吸毒、同性恋的惩罚），电影《星球大战》的台词中就把身体称为堡垒，把疾病称为入侵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