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潮流：健康成为一项消费时尚
曾几何时，人们将行为方式与健康的关系分为“内在驱动”与“外在驱动”两类，现在看来这种分类有些落伍了，然而，当人们的研究兴趣聚焦于健康的社会潮流时，似乎思维又回到这样的两分法之中。当下的疑问是健康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性所为，或者按照自由意志行事，还是受制于社会健康风尚与潮流（时俗）。毫无疑问，个体的健康方式与行为是一种社会性选择，取决于他们生活的社会阶层以及相应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但是，我们要具体探究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会被不健康的行为和时俗所裹挟，这些时俗为何能钳制人们的行为？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20世纪早期的著作为这些话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提出了两个概念：生活方式与生活际遇。生活方式在这里是个人选择的表征，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行事的方式。生活际遇是罩在他头上的阶层、地位、身份符号与自觉，即人们只会做出与其社会阶层、地位、身份相称的行为，无法逾越各种无形的边界。最终的行为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话题超越一般意义的健康促进，进入健康权利（译者注：关涉健康的公平性）的视域，它影响着现实政治对健康格局的把控。
健康的商品化是当代健康潮流的显赫主题，它创造了时尚的健康产业。膳食丰富，优雅休闲（放松身心），苗条、美容等概念一夜之间都进入了健康的范畴，现代商业和文化为我们的身体建立了新的审美标准和一系列修饰、再造的服务（健康产品），大众传媒不遗余力地广而告之。美容产品、美容手术，追求永葆青春的躯体作为一种时尚风靡全球，势不可挡。商家将健康物化为健康的食物、健身、美容产品进行强力的市场营销，健康如同一张大网将所有的人一网打尽，无论是进食补品还是参与各种健康运动，是坠入过度节食（继而厌食）还是运动强迫症，吃苹果是削皮还是不削皮，都有十足的理由，都可以出示营养学利弊、生理或病理的证据，所有这些，构成了现代健康文化的扭曲。
表面上，这种对于健康躯体的关注以及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利与义务来维护、修饰自己不够健康的躯体，与当代公共卫生政策中倡导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的诉求非常贴近。健康的个人行为不再是孤立的，而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继而演化成了一种时尚的健康消费(健康时俗)，在健康时尚面前，人们完全陷入被动，毫无选择或拒绝的能力(译者注：完全交出了主动权和自由)。相形之下，过去的时光里，选择吃这种食物，不吃那种食物、去看大夫还是不去，是打疫苗还是放弃，都是一些孤立、散漫的健康行为。
克劳福德(1984)是最早关注人们在消费社会如何驾驭自己健康方式的人，他的观点非常富有启发性。在他的书中，生活在美国芝加哥的60名被调查者认为健康就是自我控制，其行为特征为自律和克制。当下的生活方式“已经变成了对生活的彻底否定，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消费的都是不健康的产品，参与的都是高危活动，从而将现代生活的本质视为静止不动的龟缩”。不过这一观点也招致旁人的批评和自责。健康维持活动应该在道德的范畴和社会公认的文化标尺之中实现价值内化。在书中，克劳福德(1984：148)还形象地指引我们应该如何内化这种控制力：
我们的躯体是灵琬的映射，是生命的“核心隐喻”。我们之所以勒紧腰带去减肥瘦身、去锻炼，以便增强抵抗力与耐力，是因为受到自己意识之外的力量的牵引，所以我们试图掌控握在我们手中的事物。健康或健身只是名义，事实上，有一只看不见的世俗之手在控制我们的身体。如同经济危机时人们的模式化对应，人们的健康与健身行为也是对时代潮流的象征性应对。
不仅如此，还有其他因素推动着自我释放，以享受所谓无拘无束的生活：
前提是让自身的欲念立刻得到满足，从而实现育己的价值确认。欲望机器已经被开启，形成了与消费社会相匹配的文化心理结枸。虽然生产需要根据个人的日程来安排，那么消费必须重新阐释闲暇时间使之变成“休闲”和销售“现代生活方式”的平台一这样大众就有时间来购买和使用无穷无尽的健康或其他产品了。强势的消费文化飓风通过广告和电视屏幕等渠道传播着“美好生活”的理念：消费即生活。（克劳福德Craw ford 1984：141）
“健康即消费”这一理念的提出归功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他视野广阔，将研究领域扩展到解释社会阶层和群体健康行为的差异。布迪厄特别关注个体的实际行为（日常习惯）如何受到社会境遇、氛围的影响，并反过来催熟了这种氛围和境遇（特定的文化一社会结构）。个体行为习惯与特定的文化一社会结构交相作用，互为因果。最早是日常的行动和态度变成习惯，通过习惯的形成，最终构成社会化，构成左右自身行为的影响力。通过个体经历，行为的社会化过程和所属阶层的环境共同构成了观念框架，使某些人更倾向于做出某些特定的行为。因此，行为的选择通常与人们所属的群体或社会阶层的规范相一致，习惯决定着行为方式的内涵与边界。
布迪厄指出，法国的饮食、运动的消费文化受制于与社会阶层相关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是通过群体的互相作用和内化而建立的，因此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轨范共同设定了行为的界线。同样，蓝领的品位也是在劳动的境遇中形成的，与中产阶级不会雷同。品位，是人们用来建立社会优越感和表达支配关系的文化符号。在健康方面，品位常常通过相应的保健行为来彰显，不过其动因不全在卫生方面，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与健康最为密切的行为，也可能肇始于其他方面，而其根源则是社会阶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7.社会潮流：健康是一项自我管理
健康即消费，强调这种选择必然受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钳制。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理论是健康是被管理的“个人身体项目”，旨在揭示当今“监控社会”中个体化的自我控制。
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福柯(Foucault 1973,1977)提出了权力系谱学，揭示了现代国家借助于监视、规训和惩戒来实现权力运作的秘密，这一理论非常有影响，其基础是“医学注视”从个人的身体扩展到对于人群的监控，这个社会要求每个人都进入自我管理的境地，提升自控，责任、理性和个人知识。然而这一进程并未导向个人解放，反而将使人们变得愈加驯服和被动。预防医学的种种措施就旨在让人们变成健康的自我管理者。
20世纪后半叶，疾病谱从进程急骤的传染性疾病逐渐转变为慢性的生活方式疾病，肿瘤、糖尿病或心脏病成为人类主要的健康威胁。短促突击，阻断疾病蔓延的医学变成了长期与疾病周旋、把控病程、调摄健康行为的医学，监视疾病的发展变化成为医学的显要任务，如果治愈所有疾病不再是核心目标，那么医学必须转而考虑预防和管理疾病的问题了。同时，替代医学和辅助治疗越来越受到病人和医生的青睐。社会倡导人人动手管理自己的健康。
当下，疾病已经被放在一个更宽大的时间框架内考量，我们既要把握疾病的预后转归，又要评估疾病的近期风险与失救的概率。同时，疾病的症状并非那么单纯，而是存在疾病递延的危险因素。遗传性疾病虽然在出生时并未显现出典型的症状和征象,但已然被看做是隐形疾病。于是，新医学模式将社会因素整合进来，意味着疾病的危险因素并不限于躯体因素：行为、交往也蕴含着危险因素，像吸烟这样的行为被当做疾病的直接导火索。正如阿姆斯特朗（Armstrong 1993：65）指出的，引入行为因素之后，健康人与病人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新医学模式改变了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它们不再是二分法中的对立两极，而是变成渐进的、交错的灰色地带。一方面，健康包含在疾病之中：即使是残疾人、慢性病人、病入膏育的人，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健康行为，以及各种行动的有效协同来增进健康。另一方面，疾病植根于健康之中。健康已经变成了一个动态的时间轨道，无时不蕴金着疾病的种子，但是通过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改进健康管理，培育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完全可以与那些疾病抗争。
这里包含个人的躯体管理计划，或说通过“内心的凝视”达到一种水晶球般（2002：472）完美的健康幻觉，不朽的理想躯体（译者注：理想的健康，乌托邦身体）。健康人与病人不再非此即彼，能够轻易地明确区分开来：
在难以绝对划分的健康与疾病领地之间，有一个非健非病的中阙王国。由于定性不明，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这片中间地带敏锐的埃巡者，不断敲响警钟，又不断解除警报，自己真的得病了，真的没事了？虽然躯体没有明显的疾病指征，但是人们总在担心，身体有问题时担心，没问题时也担心，会不会已经抵达临界点？即将冒出问题？或者表面上不担心但是内心焦虑，感觉自巳应该强化健康管理。在乌托邦的躯壳里，健康意识无所不在，自我监视（管理）随处可见，但是这片中间地带里依然疑窦丛生。
在发达的现代医学和严密的社区保健网的监管下，百姓通过自身运用一系列保健措施，变成了自我健康的“炮制者”。疾病从身体里逃遁，
健康的焦点变成环境适应和身心调摄，医疗活动从“一切服_从医生指令”变成了“知情选择”和“非指令性咨询”(Armstrong 1993:66)。
此时，“政治正确”开始冒头，其背后充斥着对医学的幻灭感。正如克劳福德(1977)指出的，让个体承担健康责任，逼着公众承认“自己是自己的健康的杀手”，这是一个有着政治博弈影子的结论，其结果是将作为受害者的患者人为地推到为自己疾病负责的位置，劝导百姓在自己变得越来越无助时为自己的健康和疾病承担道义责任。诚然，个人有责任控制健康危险因素，但未必要承担全部的健康责任。如果只是因为在许多疾病的处置上缺乏“神奇的魔弹”(指治愈疾病的特效疗法)，同时又出现对于辅助诊断技术和高技术疗法的过度依赖，以至于大量消耗有限的卫生资源，社会资财难以维系，整个社会就对现代医学产生怀疑，那么此时，势必会滋生那种将健康责任推给预防(公共卫生)以及个人行为管理的观点，于是，关于健康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内在约定还将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