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来研究健康社会关系的认知模式昙花一现般在I960年代和1970年代就归于沉寂了。反而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过的符号互动论占据了主流。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生活被看做是互动的各方在它们对环境危机的解读基础上展开行动的产物，而且社会机构不过是在人与环境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平台，很显然这些观点与功能主义者大多不相容，因为后者把个体的角色降低到十分被动的地位。此外，功能主义对于平衡与和谐的强调似乎也被视为刻意维持现状，多了几分任由权威阶层主宰的意味。
不仅如此，这一理论尤其不适合来解释变化。源自马克思（Marx）的斗争学说（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不是因人们拥有同样的规范和价值观而整合的，而是由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决定的。马克思认为，人们通过“劳动”和生产物质产品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这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过程，理应在既定的历史结构内得到体现。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利润由剥削工人的劳动获取，虽然经济增长可以增加工人的收入，但是同时它也增加了资本的力量。相比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流行的基于个体水准的健康研究路径，功能主义的疾病研究一般聚焦于社会水准，认为影响健康和寿命的危险因素与社会阶级地位密切相关，随之而来，便认定疾病干预不在一人一户、一病一伤的治疗，而在于社会结构的大变革与大革命。韦伯还指出，社会差异不仅来自经济因素，还来自生产关系，来自社会地位和其他方式。阶级斗争（冲突）理论特别关注来自经济环境方面的疾病根源，以及各阶层在卫生保健组织中的利益绞杀。
4.医学如何融入社会
因此，在20世纪中，理论与评论的关注点落在了医疗职业与社会的关系上，它与健康和社会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医学机构与实践又不可能截然分开。人们对于医学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质疑，加上过度依赖高科技的医疗也给批评家提供了诸多幻想破灭的案例，导致人们越来越关注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怀疑医学是否就是“一架社会控制的机器”。特别是在1970年代，伊利奇宣称整个社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医疗化(译者注：被称为医学的生活化，生命的技术化)，医生正变成新的“牧师”。现代医学造成了人们对于技术的过度依赖，使得生命中越来越多的过程和细节受到医学的操控与宰制。纳瓦罗更进一步指出，医疗行业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一篇檄文中，左拉分析了医学如何变得无处不在：
(1)生命中与医学有关的部分越来越多；
(2)医学对某些技术过程的绝对控制；
(3)医学正在涉及生命之中各种“私密的”领域；
(4)医疗已经扩张侵入“美好”生活的伦理学领地。
左拉指出：
医学正沦为被社会控制的一个制度设计，甚至把宗教和法律这些更传统的社会规制手段挤到了一边。即使不做整合，它也正在占据更有利的真理地位，一位道德上中立，同时又掌控了客观真理的医学专家做出的诊断常常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可能是终极判定。这样的判决不是以美德或合规性的名义，而是以卫生、健康、疾病的名义；此时此地，并非医生们拥有多么强悍的政治权力或社会影响力，而是在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境遇中，医学生活化悄无声息地将生命的裁决权、干预权统统让渡给了医学、医院和医生,这就使得医学可以通过健康、疾病的名义干预越来越多的人类生活。(Zola 1975：170)
1960年代，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论及18世纪晚期发生的旨在解放精神病人（废除疯人管制）的运动，现在看起来，这一运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因为涉及生命的更广泛领域的、更新形式的道德禁锢仍在蔓延。逐渐地，各种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包括医院、监狱、学校，都清一色地对人们进行着严密的监视，福柯称为“全景敞视主义”。这种全视野的监视不是简单的控制。它实际上决定了社会强权对其监视对象（公众）的基本立场。正如左拉（1975；500）所说的：
克利布.S.刘易斯（C.S.Lewis）在25年前就警告过人们，“人定胜天"的口号喻示着某些强人的力量要演变成控制他人的欲念，作为自然象征物的“天”只是他们征服的对象。这一隐喻同样可以用来看待人类控制健康与疾病的努力。将人们贴上健康与疾病的标签，虽然本身就是“非政治化”的处置，但是并未远离强权。一旦某个人通过获得某些卫生资源来实施现代保健与治疗节目，就意味着其他水平的干预（如替代医学）实际上被取消了。社会通过把某种特殊行为定义为“疾病”，事实上就是把这一个人以及他的行为定义为不齿或不洁，来赋予它道德卑微、失败的意义，使这个人后续的行为就变得无可选择，不是要不要处置它，而是如何或怎样处置它。实际生活中，我们对于同性恋、吸毒、堕胎等（都是关涉个人选择的疾病）的争论主要围绕的是每个问题疾病的危害程度，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健康的危险因素。至于每一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这个更关键的个人权利话题，反而被搁在了一边，我们面临的道德上的速惑是，人们是否有自甘“堕落”的权利。
正是临床医学的专业知识赋予了医学决生死的权利和决善恶的权威。福柯指出，一个人一旦“变成病人”，就意味着这个人顷刻变得脆弱不堪，其社会和政治地位也随即降低了。医生把语言（言语）和观察（监视）浓缩为一种职业行为及专业眼光（注视）：一种将研究对象客观化的行为。他还描述了“生物的医学”（基于人是动物的原则实施诊断和治疗，使得身体成为医生观察和干预的对象）与“社会的医学”（重视疾病的社会性群防群治，使得公共卫生可以为国家机器所掌控）的分野。
阿姆斯特朗（1993）写道，在20世纪，“医生的眼光”正在发生变化，从对身体内部和个体解剖的检视延伸到社会关系或者社会性身体的视域。例如，结核病，曾经被认为是个体在不良环境中滋生的疾病，现在变成一种接触性呼吸道传染病。19世纪的公共卫生关注的是来自环境的危险因素。随着医学监控技术的兴起，流行病学的关注点从环境移向人际传播与交往模式。同时，福柯早先提出的身体的图像化思维（译者注：现代医学从体验化的“怎么不舒服”变成对象化的“哪儿不舒服”）也通过影像医学的普及演变成一种新的观察和思考方式:
于是，图像化思维成为一种认知工具，用来解读身体的病变，通过形态学进入疾病的本质，建构了疾病的真实性。病人的身体，变成临床实践的毋庸置疑的客体，成为实施临床技术的对象物。医生的专业眼光（包括所有的技术、专业语汇和现代医学理论即疾病模型的假说），通过其技术权威和诊疗契约关系建立起了一个病理分析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人体互不相关的器官、组织、细胞病变透过各种明确的图表被客观地定型下来。（Armstrong 1993：56）
通过社会医学调查这种方法，公共卫生工作者获取了群体健康评估与疾病谱信息，并采用标准化的躯体、心理健康指标，划定了“正常值”。（Armstrong 1995）不过，随着新医学模式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个体社会特征，以及日益广泛的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健康相关因素被带进医学检视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