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与社会的互动并不限于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方面。这一研究还关注经济发展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其话题十分广泛，从社会制度和医学技术那些恼人的弊端，延伸到健康与经济发展的共辄研究，以及这种效应在延长人类生命长度，提升生活质量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在比较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健康、卫生水准的差别时，预期寿命是最常用的指标，因为它可以量化（第一章讨论国别疾病与健康差别时，所用的方法都存在瑕疵，都受到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的影响）。很显然，从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来看，人口的健康状况随着经济发展的向好而变好，而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则因地而异。例如，2008年的预期寿命，在日本或瑞典是超过80岁，北美是78岁，巴西是72岁，印度是63岁，在撒哈拉以南的几个国家则不到50岁。这是用最简单的指标来定义健康，表明经济发展状况对于健康的影响是明显的。

在发达国家，人口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预期寿命一代比一代长。1900年，英国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44岁，1950~1952年达到66岁，1991T993年达到74岁，2005~2007年超过77岁。现在，每过10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就要增加2~3岁。这些数值一方面表明老年人的生命更长了，另一方面喻示着有更多的人能活到老年了，与之相对应的是婴儿期死亡率显著下降。威尔金森（Wil-kinson1996）指出，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我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从那时起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显性的健康危险因素已经被人为排除掉。威尔金森同时也指出，不同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曲线的走势不尽相同，在低收入阶段会陡长骤变，但在某一特定时期，随着生活水平增高曲线会变得平缓，但这不是因为它达到了预期寿命的某些绝对的生物学极限，因为在每个发展阶段，预期寿命曲线都会随即上行。但是，这些变动的确表明富裕国家的预期寿命

已经跨过了一个最低的临界水准，超过这一水准，提升个体生活水平不再对公众健康的提升起到关键的作用。（Wilkinson 1996：48）

经济发展与健康水准之间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健康水准的提高不仅在于这个“有效的物质生活标准”，也在于疾病谱系的改变，特别是传染病的相对减少、公共健康和卫生的进步，同时非物质因素（例如教育）也得归功于经济增长。而医学科学的进步，或者现代医学服务的广泛普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人类健康做出了贡献，仍要打个问号。麦吉翁（Mckeown 1975）等指出，由传染病导致的死亡的大规模减少，出现在相关的临床医学进步（疫苗、有效的抗生素治疗产生）之前，这提示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住房和营养条件的提高，对寿命延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有人对于这种现代医学的进展无助于人口健康改善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们提出了新的证据，表明死亡率下降的确是医学的长足进步和某些关键医疗技术（译者注：如ICU技术）带来的福利。然而，现代医学发展的平台期也很明显，一旦达到了某种发展阶段，卫生保障制度的改进（例如用于医疗保健的GDP比例）以及医疗保健组织的优化，与不同国家的人口寿命差异的相关性就不那么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