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确带来了明显的健康红利。但是，它给健康带来的损害也是不可忽视的，对于健康的现代思考理应包括这些负面的影响。预期寿命只是健康的一种评估指标。换一个角度看，寿命延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更大的可能患上老年退行性疾病，实际上这些病的发病率正在许多地区潜在提升。

历史上，工业化是与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总体呈现正相关。流行病学家和历史学家转而关注在工业化过程中谁在获益？还有谁在受损？那些危害健康的案例又是如何分布的？有证据表明，在19世纪的美国，出现过预期寿命下降，身高（人口健康的一个标准指标，但受到遗传限制）降低的情形。可能的解释是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使各种疾病更容易传播，以及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出现造成生活水准的波动。在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英国，健康状况的恶化被认为与城市化的不适应和城市贫民生活条件恶化有关。1842年，埃德温?查德威克在《英国劳动人口的卫生状况》中报道了他们的困境，他这样写道：

我们看到整个街区的房屋，包括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一些狭窄的卷子，伦敦的大批的院落，以及英格兰的老城镇，那里每一间住房的居住条件，以及居民的身体状况，甚至比（监狱改革者）霍华德所见过的最藉栽的地方还要差……

这些环境极度恶化对健康所造成的后果尚不能完全被扫除，或者说许多悲惨的景象还不为世人所知，也缺乏相关的记录：

此次对相当大范围的城镇劳动人口生活条件的调查结果，使与之比邻的富人们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那好像是某个外国或者一个不知名的穷困国家的人的境况。当阿诺特博士和我们一些人去视察格拄斯哥和爱丁堡赤贫人群的住处时，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们怀疑“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甚至常常听曾经被监禁的犯人们说，他们都许多年没见过我们描述的悲惨情景了。

于是，疾病与贫穷密切相关的理念被广泛传播。恩格斯(En-gels)与马克思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尖锐地指出：工人阶级的健康危象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直接后果。半个世纪后的1901年，社会改革者罗恩特里(Rowntree)研究了约克城的健康与疾苦的情况，记录下那些最贫穷地区里发生的“对生命的可怕煎熬”，在那里，有超过1/4的婴儿活不过1岁。在法国、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与这一社会底层相似的经济及健康状况也被广泛报道。

作为事物的两面，工业化的另一个副产品是对劳动者健康的损害。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的运作过程中，人们的健康需求不可避免地会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最大化诉求发生冲突。在当代，此方面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历史趋势，看特定的经济萧条时期是否与人口健康水平下降相关。而针对社会个体健康水平的研究，则是针对失业、当地经济衰退或经济不确定性等因素进行追踪考察，分析这些因素与健康的相关性。在英国，前瞻性研究的结果表明，工作变故，或者面临失业，都会通过物质匮乏、行为改变或者心理影响等方式明确地导致健康受损。

一个与此相关的研究课题被提出，社会福利制度能否提供有效的缓冲，来弥补国家、区域或个人因经济不佳而对健康带来的损害。偶尔也听人说起，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另一些国家相比，北欧国家较好的人口健康状态(以寿命而言)，可以归功于他们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c对近期发生的一次经济不景气时期的研究表明，在每个北欧国家，疾病的发生基本保持在一个相似的水平，这证明社会福利体系(虽然在经济衰退时有些减少，但是基本保持不变)对于来自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起到了有效的缓冲作用。(Lahelma et al.2002)

苏联和前共产主义阵营某些国家转型期的经验表明：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的确会明显地影响到人口健康(Mckee 2001)。这

些国家经历了极端的社会和经济休克，在通货膨胀、失业、紧张与动荡发生的同时，死亡率的确在上升，虽然某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相反的趋势，然而，在俄罗斯和属于苏联的某些欧洲国家，却出现了持续的健康危机。在1987-1994年间，成年男性的预期寿命下降了7岁，只有57.5岁。1998年上升至61.3岁，但是后来又连续下降。导致这一危机的各种直接原因都被分析过，包括环境恶化、犯罪和暴力、酗酒，以及日益扩大的经济分配不公。更为致命的原因被认为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剧变，导致一些曾经荣耀显赫的人被排除于政治之外，由此给他们带来强烈的挫折感、社会关系网和支持体系的弱化，以及认为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Bobak et al.1998)。总的来说，这些境况被认为是最能清楚表明健康与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的例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