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解读健康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的本质必然导致不同阶层的不平等。健康的“不平等”，即社会不同群体的健康水准出现非主观性落差。在大约半个世纪中一直是健康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在那些高收入国家里，绝大多数人已经可以相对容易地得到足够的食物、住所和卫生设施等生活必需品，因此改变健康的主要外部因素就变成人们的社会境遇了。在欠发达国家，随着公共卫生措施的改进减少了疾病的发生，社会的不平等变得不那么明显。在这些国家，家庭收入和教育水准依然与健康水平密切相关：很显然，富裕者健康状况好，贫穷者健康状况差，无论何地，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都是很吸引眼球的公共话题。对其原因的讨论不仅有助于理解健康和社会的关系，还能凸显与健康理念相关的某些疾病规律。
在这里，“不平等”的含义需要进一步斟酌。很显然，任何健康的平均境况都是不可能的：既然个体健康方面的差异包括基因遗传、性别、地域，以及偶然的机会（当然还有年龄）都是人类生存多样性的一部分，那么不平等难道就仅仅是人们之间的健康境况存在差异这么简单吗？显然不是，一项针对普通人对健康不平等的看法的结果表明，人们很怀疑在社会地位和健康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因为我们都是不同个体的人，而且都会死去。
一位女工这样认为：“我个人认为这不会带来什么差别。我是说，就好像那些有钱人，他们也玻我们得一样的病。所以，我不认为一个人有没有本事会给健康境况带来什么不一样的结局。”（工人阶级女性，引自Calnan 1987）
健康的不平等只是说在生活中所有影响健康的因素都存在不平等（均衡）性，物质生活环境及医疗保健水平都存在差异，这种不公常常只是极端经济条件匮乏所造成的后果之一。但是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发现，人口的健康水平是一个连续的梯度，从最糟糕到最完美，每个人都在这个区间来回移动，没有固定值，这可以证明社会平等性关涉诸多因素，影响所有人群，并非只是经济境况恶化所导致的一种赤贫人群的极端现象。
事实上，“健康不平等”一词已然开始表达一种特殊类型的差异,特指在社会流行病学和社会政策惠及方面存在落差。其定义特指个体或人群间健康的差异具有以下特征：
?它是由社会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社会因素而不是生物因素决定的。例如，在不同人种间存在的典型的健康差异，是由生物学差异造成的：这些并非必然是不平等，虽然在种族间的确存在其他类型的不平等（歧视和压迫，资源和服的使用）。
?感受到不公平，不平等或不道德：社会阶层间有些典型的差异是由其自身的选择造成的，不是外在的不平等。不平等总是含有道德色彩，但是主观感受是存在弹性的，因此对不公平的境遇的感受是相对的，随着心境而改变。
?它不是无法避免的，也就是说，在现有技术服务和知识滋润下“不平等”是可以减轻的。因此，随着技术进步，“不平等”的含义也会改变。随着其原因被揭示以及实际境况的缓解，它们不再是天命，而是可以人为干预的。
因此，健康不平等在西方国家显然是一个高度建构性的概念，包含着社会制度、伦理境遇，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等因素。它显然远不止健康服务的提供是否平等，因为，即使健康服务的供给是健康的决定因素，但是公平的服务并非一定带来绝对平等的健康。“供求平衡”是制定政策时通常需要考虑的目的诉求，但是即使绝对平衡也不能保证健康不平等现象的消失。
如何测定、评估健康境遇中的不平等（社会不公），与如何测量“健康”指标一样存在着歧义，而且还要明确研究人群社会特征的复杂性。在人口水平测量不同时期或不同国家间健康不平等时最常用的指标，是死亡率，或者预期寿命。也许只有选择这些指标才能相对客观地界定卫生公平性。但是，正如在第一章提到的，死亡率不可避免地与历史原因有关，而且只能做回顾性测量。一个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与65岁时的预期寿命显然是不同的，这就需要凸显婴儿死亡率在特定人群或社会中的重要性，而长寿又可能隐含着整体更高的残疾率和技术依赖性。基于上述原因，“健康寿命年”，或者“70岁前的潜在寿命损失年（PYLL）”是经常采用的指标，后者由于研究生命折殒的原因，在发现特定疾病的潜在干预措施方面尤其有价值。
健康不平等可以用相对或绝对方式来测量，其结果差异很大9譬如，用在社会、地理或伦理方面最底层的人群的死亡率去比较在相应方面最顶层的人群的死亡率，就会得到一个相对比率；或者直接比较两个人群的预期寿命的数值。一个低死亡率的国家（瑞典是一个典型）如果选用相对的测量指标，可能会显示其在更大的健康不平等。理想的测量方法似乎不存在，不同指标存在不同的问题。测量疾病，不论是用疾病叙事的方法，还是用健康的自我测评法，都存在文化和个体差异，其可比性受主观性的干扰。若采用客观检测指标这类诊断疾病的统计学数据来检测，能规避部分上述问题，但是不同的医疗体系间所采用的疾病的诊断标准也不一样。用功能或体能做指标面临的问题是：究竟应以什么年龄、性别、阶层或职业个体的指标为基线？
毫无疑问，健康不公在世界上不同地方存在相当大的认定差异。在低收入国家里，人口总体健康水平低下，有明显的物质原因，比如卫生设施以及生活必需品匮乏。这些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明确，即从经济和政治制度上解决物质的数量不足与分配不公问题。在某些富裕国家，也存在人们不能平等享有卫生保健服务（这与健康不平等不完全是一回事）的情况，例如，美国由于高度私有化的卫生体制，多个欠发达的原住民民族不能享受到均等的健康服务，一些国家的土著人群（原住民社群）可能也特别关注不同种族间健康“不平等”的情况。但是，在英国和绝大多数西欧国家，卫生保健服务已经相对普及，也相对均衡，原则上符合麦吉翁的观点，即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医学进步和卫生保健服务水平对于人口健康的改善贡献极小。在英国、挪威、芬兰、瑞典、德国以及东西欧的其他一些国家，自1970年代以来，国民的健康不平等一直是卫生政策的一个突出关注点。在这些国家，在健康不平等问题上几乎一直是在寻找由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健康差异为何产生、持续存在并且甚至变得越来越大的原因。这一问题在美国不太受重视，因为美国人口组成特别混杂——不论是从种族上，还是从地域来源上一这使得健康的社会阶级平等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尤其是在英国，自从19世纪中期查德威克描述了穷人的生活环境，指出排污不畅、用水不洁和过于拥挤直接导致寿命缩短之后，在公共卫生方面英国就一直保持着关注“不平等”的健康问题的传统。例如，在伦敦的贝斯纳尔绿区（Bethnal Green）这样的区域里，蓝领及其家庭成员的预期寿命就不到“绅士们”（中产阶级社群）的一半（见表5.1）。
整个19世纪，英国所有大城市的预期寿命都低于整个国家的平均值。例如,I860年代的利物浦内城，平均寿命为25岁，其中失业者和穷人平均15岁，而富人为35岁。
在工业革命时期，公共卫生先驱们关注的是导致疾病的社会因素和物理环境因素。20世纪早期，开始注意到国民中的健康平等问题，在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出台后，这一问题成为1948年设立国民医疗服务制度的一个主要原因。1980年英国政府成立“健康不平等工作组”并发布的《健康黑皮书》，成为“再次发现”健康不平等的一个信号。在以后的几十年间，许多其他国家也关注了这一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就国家内部健康不平等的概念和原则出版了文集，并把它作为制定发展战略的主题之一（WHO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