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对社会凝聚力的兴趣颇浓，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归德克海姆理论，表明“社会整体”效应大于个体之和，社会健康与社会规范、社会整合效应相关。由此产生的“社会资本”概念在最近几十年间推动了“社会与健康”话题的深入讨论和社会医学领域的繁荣，其目的是解释社群因素如何影响人类健康，其内容涉及某个社群所能动员的所有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源。例如，在比较美国州际间健康水准的差别时发现，即使对某些社群危险因素（如收入低、教育程度低、缺乏卫生保健设施或者存在某些不健康习俗等）进行过调整，死亡率与健康社会资本水平依然相关。
从本质上说，社会资本是社群张力的基础：它源自社区网络和自发组织，它们为社群内的合作和社会援助提供了平台和途径。社会黏合度或凝聚力就是由社群内的人际关系网络产生：它把社区中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并激发他们为共同的健康福祉而行动。
社会资本理论受到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姆(Robert Put-nman)的青睐，他将库勒曼Coleman视为该理论框架的首倡者。正是库勒曼(1988)用实际案例准确地定义了这一概念，其内涵涉及社会建制的某些方面，这些建制促进人们选择与合作者一道采取共同行动。与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有回报的，它使得社群各方都有所收获。它是社群的一个功能，而不是个体的：“它既不表现在行动者本身上，也不存在于产物的物理实体上。”因此它与第三章讨论过的“健康资本”有所不同，社群的社会资本可以包括健康资本，把它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普特曼(1995：67)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意大利的地方政治格局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他发现：
由于各种原因，住在一个社会资本充足的社区，生活会变得更便宜。首先，在社区中，人际关系网络促进了普遍认可的社会规范的牢固树立，并傕生了社会信任度的增加。这种社会网络可以促进合作与交流，提高信誉，从而使得集体行动中的矛盾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同时，人际交往的网络还包金着以往成功合作的基础，这可以为未来合作提供文化模板。此外，密切的人际网络可以加深参与者对自我的认识，使得“我”变成“我们”，增强参与者对于共同利益的“偏好”。
在这项研究中，关于社会资本概念有各种定义。其中主要观点有以下四种：
?库勒曼的社会资本定义突出了社会关系的结构，包括规范，义务，关系，约束力和获取、掌控资源的能力。
?普特曼的社会资本定义凸显出社会制度的特征，例如规范,网络和社会信任度，这些要素促成社群内为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协调与合作。
?布迪厄的定义更加特别，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源的集合，与社群内各个成员相关联，并提供集体共有的资本。
?鲍泰兹（Portez）更注意力明确地投射于个体，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通过成为某一社会网络或其他社会结构的成员，确保其从中获得利益的机会。
上述定义以普特曼的定义最受关注，其核心结构是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所属的社群和公民活动。通过互惠的规范或互相帮助中建立起来的信任，以及参与公共事务形成的人际网络，在社群凝聚力的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为检验这一理论，研究中选择的测量指标包括社会援助、互惠性、邻里关系和社区归属感、当地社群（包括宗教团体）的活动谱系、对周遭的信任以及对当地政府机关的信任、自我感受的控制能力、公众对于决策的影响力，以及对社群氛围的接纳或疏离。这些软性因素叠加起来建构着社群的“健康”。
这些项目通过向个体提问来获取测评信息，然后将这些问卷归纳起来分析社群的基本状况，不过社群层面的一些特征可以用来揭示所谓的“内生自洽”或社群的自治性。此外，诸如全民投票率之类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用作公民参与度的指标。也有人试图寻找能够表征社会凝聚力、信任度和互惠度的指标。例如，在美国，犯罪率的数据，甚至是强制事件的多少（当然与犯罪和暴力有关）都被考虑进来，当然此类的简单的统计数据，还需要结合地域不同与收入不平等因素（考虑平均收入水平）来考量。
上述指标无疑涉及了社会的道德规范与行为管束，好的制度能够抑制犯罪，反之则会诱发犯罪，社会凝聚力就是由社会规范的制度力量所催生的。
对于上述观点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Foley and Edwards 1999)。有人认为在研究收入不平等与人口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时，用总体的横断面数据来验证收入对个体健康的影响的假说这一方式存在逻辑上的漏洞。首先，把当前收入作为衡量整个生命过程中对健康累积的影响的指标，在任何情况下来看都是过于粗糙的。其次，在这些论述中，“社群”的含义和定义终归有些模糊，究竟指多大规模的人群，并没有准确的界定。社会资本理论也同样受到批判，因为其中对于“奉献”或“参与”的实际衡量方式过于倾向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同时，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未必就是健康的黏合剂，也可能弊大于利，以吸毒人群为例，这样的关系网络不仅不能增进健康，反而有害健康。昆尼茨(Kunitz)(2001：170)指出社群关系(在美国这个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尤其如此)并非必然促进健康，“因为社会联系既然能够把我们聚合在一起，也就能把我们禁锢在一起”。
总之，社会资本依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模型，它把健康的社会模型中对于压力的传统研究与社会一生物学转化学说缀连在一起，为解读人口健康提供了新的思路，这种思维模式很能迎合政策制定者的口味。蒙泰纳等(Muntaner et aL2000：107)就认为
社会资本是阶层、性别和种族这些结构性不平等之外的一种替代品，它把与每个人都相关的、常识性的、有吸引力的社会哲学带到了社会流行病学研究的前沿，即：与你的社区保持良好的纽带关系有益于你的健康。然而，对此的批评也不绝于耳，认为这种概念忽视了分配上的程度差异，也就是不同的社会是如何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配权力和资源的。这一理论十分关注自发组织和社会团体，但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影响力必须依赖于特定的行政审批制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各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公民权利保障。特别是那些试图建立服务于弱势群体的网络和团体，很难获得公权力的支持，或者重演工会组织那样的命运，权威和影响力日渐式微。
昆尼茨(2001)指出社会资本的语境，源自19世纪的德克海姆和德?托克维尔(Durkheim and de Tocqueville),出自于他们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反应，“但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与他们的时代已大不相同了”。在个体健康方面，这位研究者告诫我们：
社会大环境可能影响到社会网络的结构、功能和效果，同时，它们又会反过来澎响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社会卫生服务水准。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并不总是对健康有所助益，有时也许是有害的。尤其是当贫穷、失业、社会动荡和政府组织机构容忍不公平，甚至麻木不仁的时候。(Kunitz 2001：167)
美国的经验表明，北方和南方有着各自不同的区域和社群文化，北方地区的社会资本相对优越，其死亡率相对较低。谈到大城市和工业核心区的不平等问题时，必然要追溯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社会生活史。这些地区的历史与制度不仅与社会网络有关，而且与健康有关。对英国的社会资本的定性研究也清楚表明(Swann and Morgan 2002),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度、信任度、互惠和凝聚力这类社会资本必须与当地的文化、社会历史与政策环境联系起来思考。既然社会一政治背景如此交相辉映，社会资本在不同的国家必然有不同的表现，也不能指望它在各个地方都一样。
讨论一直在继续，那些用来研究健康的方法都和健康与社会的当代理念有关，这些学说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健康的积极方面，譬如探寻哪些因素影响了身体的防御能力，而不是简单地关注负面的事物，例如接触外部有害的物质。最终,它们引导我们思考健康的后现代观点，的确，健康理念不会落伍，它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