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健康与社会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解读，他们认为只是强调个体的心理、社会因素是不恰当的，而应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内考虑其对健康的影响。例如，考布恩（Coburn 2000）指出，在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里，健康促进措施（包括相关的公共服务）更多，它普惠全体国民，所产生的作用要大于因资源匮乏而对人们所造成的心理社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体如果片面强调市场导向或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其不平等就会越发严重，社会就越发断裂。曾几何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竞争，使得人们收入普遍增加，但是，作为代价，它们也带来了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更低的社会凝聚力，这些加剧了健康的不平等。经济不平等效应直接辐射到公共服务的惠及程度。在那些不平等的国家里，穷苦大众很难得到住房、卫生保健服务及受教育的权利。这种刚性差异被认为比社会阶层的差异更重要。

在研究中，不同福利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差异也通过不同的指标进行过比较。在欧洲，尽管整个欧洲大陆的常见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不均衡状态，但是，健康不平等与社会福利制度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相似福利制度的国家被放在一起比较，其差距是显著的：例如，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都是家庭导向的，但是这些制度似乎并不能缓解劣势群体的健康状况差的问题。相反，位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民主国家建立的福利分配制度对劣势群体具有更有效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