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复杂、破碎和怪诞的世界（后现代图景），它的边界和外形是难以勾画的，它的社会性更加迷蒙，即使局内人也不甚明晰，难以辨识，不仅游戏规则是易变和矛盾的，连信息也是杂驳而难以获取的，而且术语多义而不连贯，技术分类繁复，曲折难辨，而且不时夹杂着官僚主义的做派。（Faulkner 2009：27）
对于许多理论家来说，后现代就是高度（过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它具备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里显现的若干后现代的时代特征，技术主导（主宰）是基本秩序，无论是强纲领的技术至上主义或者温和的技术主义，都信奉这一铁律。对此，不同的评论者常常会给出不同的描述，一般来说，它们都颠覆和取代了先前对于现代性的定义，即稳定、安全。源自制造业的清晰的工作模式和相对稳定的管理层，对于科学进步的信心大增（以及对医学和医生的信心）。后现代时节，市场是分割的，社会制度更加复杂、支离。工厂里司空见惯的制作工序被信息和服务业所取代，工作变得更富有弹性，不安定性也相应增加。公司资本和流行文化所培育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征是跨国公司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一切都在变动，社会关系也处于变化与震荡之中，生活中需要应对更多的随机事件（包括健康事件）。个人行为围绕社会活动和文化消费来构建，不再按照传统的阶层、性别、年龄和种族等来划分，身份变得不固定了，而且更具自主性。施林（1993：3）这样描述当代的矛盾：
当今时代，我们可以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操控身体，但是，对于“什么是身体，我们应该怎样来控制它们"却产生了根本的质疑。正是现代技术使得人的身体变成了一件可以随意处置的对象物（人成为了东西）。
在这个充满着变化、选择和适应性的社会，自我产生悬空感，感觉生命不再是天赋的。艾略特（Elliott 2001：136）指出，后现代关于自我定义的核心概念有三种状态：
第一，是对于（身份）自我分裂的强调。正如后现代评论家所说，自我是如此分裂、多重和分散，以至于个体体验的象征——连贯性和叙述条理——都被打乱了。世界被新技术侵占着，到处充斥着艳俗的商品，自我无法保持一致，变得脆弱、断裂，甚至破碎了。第二，作为自我分裂体验的延伸，后现代文化五光十色的媒体光环映射的正是我们的内心，所以对于外表、形象和风格的自恋式关注主导着自我的调整。第三，在个体和社会层面出现了对幻象和幻觉的向往情结，在一段时间里,梦想、幻觉和疯狂受到追捧，而常识或理性则被冷落，成为现代性的沉重代价。在后现代社会，尤其是在西方，人们一方面经历着迷茫、分裂和失望，另一方面则对个体发展怀抱兴奋、渴望和希冀。
视线聚焦到医学上，技术主义的图景也受到质疑与挑战，譬如对于影像医学的反思，短短的100年，医学走过了从X线到CT、核磁共振、PET的跨越，培育了一种新的思维定式，那就是把“影像”置于实际的身体与体验之上。鲍德里亚曾指出：人类进入高科技的后现代世界，一脚就迈进了那扇超现实之门。造影和成像变成了世界关注的中心，被影像标定的对象物，与标识手段（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于是，被模拟的影像变成了现实。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物品的制造被模型和模拟的制造所取代，实物与它的影像变得难以区分。机器代言了病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医生。
3.病与非病的边界正在位移
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第二个改变是疾病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第五章中提到的“监视社会”离不开技术手段和管控文化的进步，不仅需要精密的设备和标准，也需要认可调查和筛选的社会组织与行政机构。本质上是为了寻找继而建构“正常”。同样，在健康与不健康之间，任何明晰的分界都隐藏在一种连续的状态之中：“正常”之外还有“正常的变异”，即使在两者之外，也不?一定就是“疾病”，只是存在患病的可能性。医学的服务对象是全社会，涵盖每一个人，不仅仅是那些被确诊罹患疾病的人。其实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生活在健康的风险之下：正如阿姆斯特朗（1995：400）所言：
这是一个荒谬的世界：一切都归于正常，同时又蕴含着太多的反常，它的未来总是充满着无限的变数。
这些反常与正常的共生恰恰可以用来解释弗兰克的“缓和的社会”（见第一章）。人们可能正处于病中，不过是处于疾病的缓解期而非严重期，他们虽然有病残之躯，但在技术（通过假肢、起搏器、器官移植和其他许多类似的机械性的身体调节器）的帮助下可以恢复到功能上的正常状态，尽管他们在生物形态学上依然存在缺陷。现代医学的辉煌正是由于众多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延长了生命。于是，人们“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张新的地图”（Frank 1995：10）。
早期诊断技术的成熟与普及使得大多数疾病具备了可检测性，人们因此而掌握了许多疾病先兆的知识（不必大病方觉），而且这类知识在不断增加，通过一系列的检查和测定，如血液检查、羊膜腔穿剌术、基因扫描等，新的潜在（迟发）疾病群被一一展现。乳房X线照相术、前列腺筛查使得我们能够发现潜在的风险，同时也带来焦虑，因为这些检查指标并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能给出某病的风险提示。这样的检测结果可能带来两难的抉择，麻木固然不好，敏感也未必可取，此时，是否通过预防性手术切除乳房或前列腺？要做出理性的决定实在不易，因为风险提示并非是精确的预告。立即采取行动或者静观其变都可能付出代价。因此，对于乳腺癌筛查目前仍然存在着争议，对一些人来说的确可以挽救生命，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却造成创伤和贻误（缘于假阴性和假阳性的检验结果）。同样，用PSA筛查前列腺癌也被批评为“使人陷于两难”，因为用这种方法筛查出的阳性结果不具有必然的、即刻的危险（Faulkner 2009：74）。PSA筛查后需要做活检的人中并没有患上前列腺癌的约占2/3。同类例子还有HIV病毒筛查呈阳性的病人，这项指标可以用来说明有患病的可能性，但是当下还没有患病。因此，在1980年代，对于HIV病毒检查的讨在没有能够延长艾滋病人生命的有效治疗方法之前，这类检查对于个体来说有明确的好处——完全是出于对其在社会和心理双方面的负面影响的考虑，因为检查意味着选择了知道自己将来会罹患某种病，同时，这些负面影响与为了公众健康而倡导某些筛查之间也显得自相矛盾。
莫坎尼克（2002：459）指出筛查和预防不仅是技术驱动的,也受到当代价值观的影响——市场竞争、对于现代技术进步的信心、激进主义和消费主义。它们一旦“使病人踏上这条轨道，就只好听天由命了，结果，病人可能被查出自己根本就没得的病，接受本不需要的治疗”。这种“明了一切的天赋”（Kenen1996：1547）恰恰是一个可疑的夭赋：
技术是迷人的瑟茜（不过是医生的女仆）。媒体、部分医护人员和医药利益集团几乎用狂轰滥炸的方式向人们（主要是那些买了综合医疗保险的人）宣传生物技术最新的突破，以及尽善尽美的好处。
越来越多的“自我检测”试剂盒的普及被广泛认为是具有危险性的，因为检测的结果会误导“病人”或者会对“病人”的身心灵产生严重的影响，尽管试剂盒的生产商写明了所有的警示。PSA筛查前列腺癌的例子是一个极端，但是相似的情况同样在不那么严重的疾病的筛查和更加常规的检查中存在，人们之所以会去做这些检查，有时是出于职业习惯（或有时是出于经济压力），有时只是因为这些检查项目是现成的。这样的例子包括市场上可以买得到的自我操作的血压监控仪，或者健康血液黏稠度的血凝检测仪。医生之所以大力推荐使用后者，是为了给那些正在使用抗凝剂的人（例如有血栓或心脏病的人）提供技术便利，帮助他们控制自身的病情。
在各种各样的动力的推动下，自我或者职业的监测方法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对于医生来说，如果自己的诊疗中漏掉了致命疾病的诊断，那么总归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政府关心的是，要表现自己在促进公众健康方面有所作为；私营的医疗诊断筛查公司之所以动力十足，是因为它们通常都是由保险公司出资开办的，当然也有自身发展的需要。筛查检测之所以能够蓬勃兴起,还源自患者自己对自身健康负责的使命感和优化自我保健的压力，以及病人争取知情权等权利的诉求。
在这种医学思维模式中，“具有患病风险”和“指标异常”被混为一谈。同样的，在普通人的意识里，对疾病的“易感性”包括很多内容，像遗传、免疫力、个人性格和既往的健康历史：“她不是一个容易感冒的人”；“这家人容易得关节炎”；“从那件事以后，我就经常情绪低落”；“我挺健康的，只是好发偏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