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的是，当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仍在井喷，医学进步让这些疾病的治疗和防控成为可能，但如何有效抑制久高不下的发病率，如何控制未见减少的并发症呢？患者应该为此负全责吗。

      01  背景

      在传统的医学二级学科分科模式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以下简称慢病）根据发病部位的不同，被分到若干学科进行探索和研究。现今，各二级学科已在疾病的生物发病机制、病情发展与转归、疾病诊断与治疗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实效，并有效地实现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痛风、高尿酸血症等慢病的可治可控。

      由此，这也带来了慢病防控重点的转移。当前的防控重点在于：如何有效遏制居高不下的发病率？如何有效控制未见减少的并发症？而这两点的主导权，从传统诊疗范式来看，似乎已不在医师手上，而是转移到患者手中，且应对的方式也十分明确，即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有效的慢病自我管理行为（含服药）。

      为何已经明确了对策，却仍然得不到有效执行？现有解释倾向于认为：这是由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慢病自我管理行为本身就是违背人性自然属性。所以得不到有效落实。但这种进入死循环的解释，毫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02  慢病控制不力的原因

      1、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和非药物干预不足

      实际上，慢病未能得到有效防控，必须更多归因到“临床医学或我国临床医学对疾病的病理模式和干预手段仍然停留在旧有的生物医学模式”上：一方面，在发生发展阶段，临床医学更多关注生物学层面，而没有把生活方式纳入到研究范式中，或至多是作为背景出现，以及对于慢病家族遗传的结论也仅考虑基因遗传通道，而很少考虑家族聚集所带来的生活方式和口味趋同及表观遗传问题；

      另一方面，在治疗干预阶段，临床医学更多关注药物干预，而非非药物层面的干预，如生活方式处方，尽管很早就被写入指南，但这种治本方案的执行率极其有限，执行质量更是难以保证。

      2、医生对于非药物处方熟悉度低

      生活方式处方的弱化，事实上是由于临床医生群体还不擅长使用非药物处方这张生态型新处方，并容易认为其是属于患者自我管理的范畴。

      如今，随着数字疗法的出现，这张非药物处方终于得到技术化而成为一种正式的、和药物同等地位的临床工具，使得临床医生终于可以通过电子化技术来将非药物处方设计、分发并确保患者执行。数字疗法也在国际上被认定为医疗器械类临床技术产品，这恰恰证实了以上推测：临床医生由于不熟悉非药物处方，而选择性忽略了其重要性。

      03  构建慢病的生态型病理模型

      综上也可发现，我们对于慢病的研究，实际上并没有在真实全面的生态系统（包括生物、心理、社会）中，来观察其发生发展和控制其发生发展，如果导致慢病发生发展的时间轴为10，目前或许仅关注了1，如果防控慢病的技术宽度为10，目前或许仅使用了1，而实际上，10*10才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本质和真实及独有特征，而目前仅关注1*1的临床技术范式。

      对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亟需要一场溯源和追踪，以真正描绘其发生发展机制，并将非生物学层面的影响，上升到与生物学层面同等地位，充分尊重其生态性的事实特征，才能找到答案。可以想见，当所有的生活方式因素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影响被量化和展现时，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患者来说，将不再是一个纯粹依赖于个体自觉、可有可无的举措，而是患者必须采取的措施，其与服药一样具有必须性和必然性，只有这样，慢病井喷的步伐才会慢下来。

      如何追踪慢病的生态学进程并绘制慢病的生态型病理模型？数字健康技术、全科医学学科模式，以及家庭医生制度为此做好了基础铺垫： 

      首先，数字健康技术可以实现个体生活方式全口径数据的有效采集；

      其次，全科医学学科模式可以从健康人群切入并能有效处理任何一种慢病以及多病共存患者。也即在全科医生手中，慢病患者不需要被区分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而可以将其统称为慢病患者或生活方式疾病患者，并能出给有效应对和综合处置，从而可以实现慢病人群的综合、连续、长期跟踪；

      第三，家庭医生制度，它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使得全科医生的长程跟踪合法化、合理化，从而实现顺势而为，可以有效减少阻力、节约成本。

      我们期望，未来能有更多的研究者尝试开展有关于辖区健康人群的自然队列研究，基于生命科学领域近年来对生物遗传和变异认知的升级、数字健康技术、中国全科医学独有内涵以及中国家庭医生的独有优势，成为美国“Framingham心脏研究”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