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讨论引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究竟什么是健康不平等的真正原因？特别是在生活水准相对齐同的西方国家里，健康不平等现象明显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对于个体而言，社会不平等到底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健康不平等的模式是如何伴随生命进程而发展变化的？人口健康是通过何种机制与社会的特征相关联？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那些致力于消除健康不平等政策的制定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它们也是西方语境中健康观念（公平性）的社会建构的题中之意。

英国1980年发布的《健康黑皮书》中提及实际不平等的三类解读，其前提是假设所显示的社会阶层差异不是由于统计误差和社会阶层构成的时间差所致。尽管指标的测量的确存在各种问题，但却并未改变整体结论，“不平等”现象仍未被清除掉。这三种解释包括，一是决定健康移易性的自然因素和社会选择，二是社会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健康习惯，三是生活和工作境遇中直接影响健康的器物与结构因素。麦金泰尔（Macintyer 1997）指出，上述三种解释各有一个“强”版本和一个“弱”版本。“强”版本表明上述理由（全部或某一种）是解读健康在社会阶层上差异性分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唯一原因。“弱”版本则表示这些解读的理由只是或然条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都可以解读一部分原因。《健康黑皮书》虽然将物质因素看成重要因素，对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有所轻视，但是并未否决这些“弱”版本,也并未认定它是不正确的或不相关的。《健康黑皮书》之后的某些争论大多剑走偏锋，采取一些极端立场，坚持“强”版本的解释策略，这与英国社会普遍将健康不平等归咎于物质原因的社会语境相契合。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努力完善上述三种解读路径及其关系，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过程也相对曲折艰难。从生命进程的细节研究入手不难发现，个体健康可以反向作用于社会境遇，譬如，健康者通常可能跃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获得更优越的健康资源和卫生服务，日后也就会更加健康，而那些不健康的人则可能堕入更低的社会阶层，遭受相对恶劣的生活与卫生环境，日后会越来越不健康。但是，这种社会境遇分化的反向作用，依然不足以解读健康不平等的社会根源，这背后还与第三章提及的“健康资本”概念相关。出生伊始，健康资本就加入人口健康的队列研究之中。例如，瓦兹沃斯（Wadsworth 1991）在英国开展的一项对出生于1946年的人的队列研究，揭示了健康资本是如何积累或流失的。由于父母的社会经济境况不好及体弱易病等带来的生命早期的健康羸弱状况，常常会通过童年时未曾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得到强化，于是导致成年后处于社会底层，养成更多不健康的行为，形成更差的健康状况（译者注：即健康的马太效应）。“时间烙印”发生在个体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但是也与其生活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间窗口）相关，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每个队列都有一个独特的健康演进史。健康与疾病的原因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因果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和个体化。

健康的理论模型如果只强调行为模式和自主选择的生活方式（健康教育可作为明显的补救）那就显得过于简单了，显然我们还须承认生活方式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个人经历以及所处的地域和社群文化。在一个难以消除不平等现象的社会里，贫穷者的健康境遇与所生活的社区和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对他们来说,要进入健康的生活轨道十分困难。那些以改善健康状况为目的的干预手段很可能会使社会分化更明显，例如，疾病筛查或健康教

育项目更容易被占优势的社会群体所采纳，健康弱势群体依然无力享受。因此，在布迪厄看来，健康理论的关键词是习俗，即日常健康活动如何受到个体所在社群文化习俗等外部世界的影响，反过来，它又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物，成为健康习俗的一部分（第四章中有深入讨论）。此外，布迪厄还认为个体健康资本与社会习俗的纠结构成健康不平等的持续动因。

健康不平等的物质动因是显而易见的，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健康不平等直接与低收入、恶劣的职业状态和生活环境相关。但是，心理、社会因素以及直接的物质作用依然不可忽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影响着弱势群体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眼光'缺乏平等的社会意识更强化了他们所面临的健康不平等境遇。即使是注重物质化健康建构的“强”版本，也不能无视这些非物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