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替代模型”相关的技术进步还有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和人为更换身体部件。人们对于健康躯体的定义范围变大了，包括了人工增补的部分，如人工关节、耳植入物、眼睛的晶体等机械补充物，治疗失衡的药物等生化补充物，以及移植的器官等生理补充物。一长串的技术都可以用来改变身体，威廉姆斯称之为“配件人”。在医学赛博化（数字化）的时代里，身体变得愈来愈“仿生”了。随着人工机电配件被整合进人体，赛博一生物复合器官成为新的形态、功能、代谢单元，人与机器越来越难分辨：心脏起搏器、心脏瓣膜、植入性电子耳蜗或胰岛素泵等技术能模仿相应器官的功能并与人体自身的反馈系统一起协调工作。
这些当代的医学奇迹，不仅没有试图去挑战心身二元学说，反而“通过一种高技术形式（新的柏拉图主义）加剧了这种二元分离”（Williams 1997：1047）。毫无疑问，器官移植通过一种绝对的方式支持着身心二元论：心脏变成了“一个血泵”，一个备用件，而不是个体特征的一个部分。尽管几十年来，生物医学模式摆脱了“人是机器”的机械论桎梏，认为身体与思想、活着的身体与个体特征是不可分的，但是，器官移植就表明了身体与自我就不是一回事。具体来说，就是：身体是我“有”的，不是我“是”的。当躯体的某个部件不好用了，那就需要被置换掉；于是，身体就成为一个可以修复的机器。正如瓦尔德拜（Waldby 1998：228）指出的，医疗技术不能被理解为为人所驱使的工具，因为“当我们是这些技术的物质对象时，就很难感觉我们也是这些技术的主人了
前文讨论“脑死亡”时所指出的，大脑现在取代了灵魂，成为标识“人之所以被称为人”的器官，于是，哪怕自己的角膜活着，而肾脏却是别人的也不会威胁到人们对“自我”的确认，甚至某一天，此人进行了人脸移植也不会对此产生丝毫影响。在本世纪的头十年，这样的“博采众长”（“百衲衣”器官）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观念上也是可以被民众接受的。一般来说，在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中似乎存在一种感觉，即认为这些器官（不同于机器替代的意义）可能会把器官移植供者的某些特征带给受者（Sanner 2001）o虽然在移植医学中有一些支持此观点的案例发生，但这仍可能被看做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奇思异想（Sharp 1995）：
一方面，现代医学认为人类躯体上的器官本质上都只是实体化的物质，不论是在供体还是受体身上都不具有个性特征。但是，在器官劝捐倡议书上，器官被赋予了某种生命与
道德活力，捎献者的家人被告知他们的亲人在受捐者的身体中继续存活。由此，器官捐赠通常被认为从无情、意外、可怕的死亡中升腾出一种意义，开启了一条通向超凡感念的技术通路。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个高尚、无私的精神事件被还俗为一封感谢信，或许这份感恩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由于移植手术的恢复较慢，来自受赠者的感激常常会迟到，还可能是一封由当地器官移植协调机构转来的匿名的感谢信，大多抹去了受赠方的基本信息。理想主义者希冀的情感共同体语境中的互惠、互利，几乎是一种奢望。（Lock 2002：319）
当然，某些器官，比如心脏、肾脏，相对其他器官而言，在感觉上更接近“自我”，也更难以被接受。有证据表明，器官接受者常常会有与捐赠者相同的体验，而且，自己的苟且偷生是以别人逝去的生命为代价的，由此会生出莫名的罪恶感。
这表明将局部躯体对象化、客观化仍旧存在着困境。尽管人们对获赠器官的需求量非常大，2007年美国大约有10万人在等待各种器官准备进行手术移植，不过对公众的调查显示，虽然人们原则上都支持器官捐赠，但事实上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准备捐赠自己的器官或者同意自己的亲属去捐赠。出让自己躯体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利他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一种责任，同时也取决于对医学机构的绝对信任。但是，它也能变成让人感到很不舒坦的商业场景。当然，把身体部件当成商品随意买卖这在西方国家是遭诅咒的，但是，在许多地方，血液是被允许当做商品来交易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垄断血液买卖或负责采血的“血霸”常常盘剥卖血的穷人，各种丑闻不断地曝出。无论是器官捐赠还是买卖，活体器官从一个人的身上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之中,预示着人类不可避免地重蹈自我残损的覆辙。它也意味着人类需要建立一种针对自身器官的新的公共管理科目。
异种器官移植通常在不同物种间进行，使用转基因动物（它们是专门培育的携带别的物种的基因的动物）作为器官供体。由于用于移植的人类器官的短缺，使得利用动物组织和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成为新的手术选项，例如，把猪的心脏瓣膜移植给人类。这种方法最早出现于1980年代，由于免疫抑制药物（抑制人体的排异反应）的有效应用使得这种移植的成功率增加。研究表明接受动物器官的意愿大大低于接受人类器官，虽然使用源自动物的其他治疗方式由来已久，但是换成动物器官似乎有改变人类禀性的意味。动物还可用于组织工程，虽然现在有方法用生物降解塑料替代源于人类或其他物种的组织，通过细胞培养来生成器官，然后移植入人体，但并未作为替代动物器官的首选。
异种移植与“我”和“非我”之区别这个问题尤其相关。这项技术的开展已经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譬如有可能把病毒从动物传播给人，但是对这一项技术的批评主要还是集中在伦理上：指责它侵犯了人和动物双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纯洁性，因为它模糊了物种之间的界线。即使只是使用单一器官或组织，被当做是简单的机械“修理”。最近，这项技术发展到把一种动物的神经细胞移植到另一种动物体内，目的是有朝一日能治愈亨廷顿综合征和帕金森氏病之类的疑难疾病，但是由于这样的跨种属组织移植会产生心理学上的问题，所以招来强烈的争论：因为这一操作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人格的波动。
干细胞技术是另一种能够提供移植用的器官或组织的新技术：“移植物从整体定型器官到源自胚胎干细胞的生成器官”（Waldby 2002）。干细胞保持着发育成身体的几乎任何一种组织的潜能，并可能在随后根据特定需要进行诱导分化，为组织移植提供无限的来源。
这是一项革命性的治疗新方法。包括用分泌胰岛素的细胞治疗糖尿病，用神经细胞治疗中风，用肝脏细胞修复损伤的肝脏。当前生物学最尖端的课题是胚胎神经移植，或者把细胞植入成人大脑治疗脑损伤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为达到这些目的必须使用胚胎，尤其是那些体外受精时产生的多余的胚胎。此项研究显然也有伦理学问题，因此，不同国家的态度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他们各自对于生与死的态度，一些国家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从禁止所有相关研究，到完全同意授权为此目的而制造胚胎。这项技术与克隆技术较为相似，通过晚生孩子的脐带血中的干细胞，来治疗早生孩子的遗传疾病，这些也都引起了争议。正如瓦尔德拜所质问的：在这些技术操纵下人体被分解成一些生物学碎片，这些碎片虽然来自某一个人，但是不再具有人的特性，这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这些碎片的地位？这个人（严格意义上的人，也就是不能再分割的人）应如何改变自己的生命意识，以适应某一时刻被肢解成为碎片的生命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