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7:达伦多夫的群体性冲突理论(下)——详看《科学研究的方法》第5章节

3/10/2020

编辑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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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020 12:00:00 AM

接着上篇的社会冲突的概念及理论,直奔主题——



3、案例研究:达伦多夫的群体性冲突研究

1)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1)  研究者背景

 

图4.1 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德国,1929.5.1-2009.6.17)

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德国,1929.5.1-2009.6.17)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其父是德国有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自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德国自由民主党,并与其父社会思想不同,后获得哲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并担任社会学教授。

达伦多夫积极从事政治活动:1969年,当选联邦德国议院议员,任外交部议会国务秘书;1970-1974年,在布鲁塞尔担任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委员;1974-1984年,达伦多夫移居英国,并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后长期定居英国脱离了德国自由民主党。

(2)  社会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主义理论的壮大引起了资本主义的恐慌,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开启了冷战对抗。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德国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时代结束。

(3)  研究目的

在此背景下,达伦多夫基于事实资料和前人冲突思想,从被剥夺群体的社会心理角度出发,探究社会冲突的形成,然后把切入点放在冲突强度和暴力度的研究上,寻求解决冲突的方式,以把冲突的破坏程度控制在最低限度。

2) 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研究结果与研究结论

在冷战开始至冷战结束期间,达伦多夫在一系列著作中对社会冲突进行深入分析,构建了辩证冲突论。在其社会冲突研究中,其主要焦点在于群体性冲突,通过批判性吸纳马克思冲突思想中的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变迁等内容,并结合韦伯关于“权力、财富和声望”、“社会流动”及齐美尔关于社会冲突强度的条件等观点,构建了以下分析过程:

(1) 辩证假设

达伦多夫认为,制度化的过程产生“强制性协作组合”(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associations,ICAs),即从小群体到社区或整个社会中的正式组织,只要其中存在角色上的权力区分,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ICAs; ICAs分化为支配和被支配两大彼此对立的准群体;权力与权威是稀缺资源,而由权威关系决定的利益是客观的;其构建冲突形成和解决过程如下图:

图4.2达伦多夫关于冲突的经验范畴

(2) 理论命题

对冲突形成和解决过程的干扰因素,达伦多夫总结了三点:一是组织条件,影响隐性的准群体向显性的冲突群体的转化;二是冲突条件,决定冲突的激烈程度;三是结构变迁的条件,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类型、速度、深度。基于此,达伦多夫构建了理论模式中的变量,分别为冲突群体形式化的程度、冲突的激烈程度、冲突的暴力程度、社会结构变迁的程度、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

关于上述变量间的关系,达伦多夫构建了命题如下:一是,冲突与被统治群体意识的增长和冲突群体的构型有关,这里的群体性构型是组织技术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得到满足而产生;二是,组织的技术、政治和社会条件越得不到满足,冲突越是激烈;三是,权威分布越是与其他资源的分布相关,冲突越是激烈;四是,统治与被统治群体间的流动越少,冲突越是激烈;四是,组织的技术、政治和社会条件越是得不到满足,冲突将会越有暴力性;六是,对被统治者在资源分布上的剥夺,越是从绝对状态向相对状态,冲突越是有暴力性;七是,冲突群体之间相互调节达成协议的能力越是不足,冲突越是具有暴力性;八是,冲突越激烈,结构变迁与再组织的程度越大;九是,冲突越具有暴力性,结构变迁与再组织的速率越高。其中,组织的技术条件,有赖于准群体中的领导者的形成,运动的理论体系或章程的集成;组织的政治条件,依赖于统治者对相反利益取向的组织的许可;组织的社会条件,与准群体成员相互沟通的机会、征募成员的机会相关。

(3) 变量量化办法

冲突群体的形式化程度,用社会结构的重叠程度反映。冲突的激烈程度,也称冲突的强度,以冲突各方能量消耗以及冲突各方卷入冲突的程度表示。冲突的暴力程度,也称冲突的烈度,以冲突双方用以达到他们目的和利益的手段表示,如和平谈判、公开暴力行为等。社会结构变迁的程度,以价值取向和制度的变化幅度表示。社会结构变迁的速度,即变迁中人员的变动情况,也可以用支配阶级政策变动的程度来衡量。

3) 研究启示

达伦多夫在对群体性冲突发生发展过程,从假设、目标、方法论、结果等方面加以描述,并采用测量、统计分析的方法,对理论命题中的变量进行具体的量化处理,详细分析了群体性冲突相关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创造了一些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其理论也在我国的群体性冲突分析中多有应用。比如李玲和高翔将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应用于医疗纠纷分析,进而提出医疗纠纷的调节策略。等等。

达伦多夫对群体性冲突的分析也存在部分不足之处。比如未能解释“是什么”使得人们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苦衷的群体;另外也没有解释,哪一种社会制度将是一种事实上会发生冲突的制度,这就使得“检验”达伦多夫有关冲突形成的基本主张变得困难了。此外,权威关系并非唯一和最重要的社会冲突根源,另外达伦多夫仅将利益对立来概括一切群体冲突的结构原因,导致其在具体的社会冲突现象解释时常常失之于粗疏或偏颇。


4、主要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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